“我是杰思罗，”那人对大卫·塞梯尼亚兹说。“我想你至少知道我的名字。”

    “不是‘至少’，”塞梯尼亚兹回答道：“而是顶多只知道大名。”

    他凝视着眼前这个人，自己甚至不想掩饰一下好奇的心情。原来就是这个人日日夜夜跟踪了他十五年以上，面他自己始终蒙在鼓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塞梯尼亚兹感到失望。他本以为杰思罗的外貌比较特别，没想到此人的主要特征就是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就连服饰也不惹人注目。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塞梯尼亚兹说。

    杰思罗戴着服镜的棕色双目变得比刚才更缺乏表情。

    “什么问题？”

    “两年前，我从雷伯那里得知你不再监视我了……”

    他故意不把问题提出来，但这套小小的把戏太幼稚了，结果彻底失败。杰思罗依然看着他，那神气就象侍应部主任在恭候顾客根据菜谱点菜。塞梯尼亚兹只好说下去。

    “雷伯……克立姆罗德先生告诉我，说你没有从我身上发现什么。他说：‘重要的什么也没有。’这意味着你还是有所发现的。”

    杰思罗现出和蔼的笑容。

    “克立姆罗德先生……雷伯事先知照过我，说你可能会提这个问题，还授权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一个双名来回答你：伊丽莎白—玛丽。还有日期：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塞梯尼亚兹大惑不解，极力在记忆中搜索。突然，那件事又在他脑海中重演。那是在波士顿，当时他才十八岁，正在一辆汽车里和伊丽莎白—玛丽笨手笨脚地胡闹……“天哪，我连她姓什么都记不得了？”警察的手电照到汽车里边。他惊慌失措没想出任何聪明点儿的办法，而是朝开着的窗口飞起一脚，把手电筒连警察一起踢得老远，因为当时大卫的位置便于踢这一脚，而警察的位置偏偏适宜挨这一脚。这倒霉的家伙，自然记下了汽车牌照的号码。两小时后，大卫的母亲从床上被叫起来，接着，她又给当参议员的阿诺德舅舅打电话，由他去疏通了关节，这件事才没有被官方记录在案。

    事情已经过去了不止四分之一世纪，循规蹈矩的塞梯尼亚兹一想起那个夜晚，还会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尽管这样，他还是问道：“就这事吗？”

    “没别的了，”杰思罗说。“你是一个隐私少得出奇的人，塞梯尼亚兹先生。”

    “也许我干过更坏的事，你没有查出来罢了。”

    “我不认为如此，”杰思罗彬彬有礼地回答说。“我确实不认为如此。”

    雷伯那间屋子包有衬垫的门打开了，雷伯本人出现在门口。

    “大卫，万分抱歉。我只需要几分钟。”

    杰思罗站起来走进去，随手把房门关上。一个混血姑娘来问塞梯尼亚兹要喝点儿什么。他们靠打手势弄懂彼此的意思，塞梯尼亚兹要了苏打水。那姑娘光着脚在方砖地上踏着叫人神魂颠倒的舞步，离开了屋子。整个下午大约过了一半。塞梯尼亚兹到达里约热内卢已有四个小时多一点。时值四月，没想到巴西的秋天这么潮湿而又这么热，气温接近三十五摄氏度。

    他们——雷伯、迪耶戈·哈斯和他——在科帕卡巴纳用午饭时，带着几分酒意的塞梯尼亚兹瞧见海滩上有许多异常迷人的姑娘，身穿小小的黑色游泳衣，整个臀部直到腰际暴露无遗。他还注意到（不过并不那么激动），一些了不起的足球运动员赤着脚在沙滩上踢球，这使他回忆起，童年时代在法国他自己也曾与同学们在让松德塞利踢球。当然，在这些令人赞叹不已的足球艺术家与他本人之间存在着一点小小的差别，就象巴甫洛娃（注：安娜·巴甫洛娃（1881—1931）俄国著名芭蕾舞艺术家）和脱衣舞女之间存在差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