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颊上也请搽一些……很好。现在你可以喝汽油了……这罐子也是你的，所以不伯你不认账。这封信将在你的口袋里发现。它是一个名叫扎茨卡留斯的立陶宛少年写的。你会对我说：他已经死了。但这难道是充分的理由？他在这封信中描绘了你们是怎样对待少年儿童的，我也是少年中的一个……请再喝一点……”

    他从极近处开枪打在右颊颧骨下面。然后他把枪放在前党卫军中校威廉·霍赫赖纳尚有些微温的手中，让死人自己的手指再一次扣动扳机，这次是向一丛灌木中打的。他一直憋到离现场很远才开始呕吐。后来，铎夫·拉扎鲁斯又停了两次车，好让他再呕吐。

    “注意，”铎夫悄悄地说。

    那个女人刚又出现，这次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你认出了没有，小伙子？”

    雷伯点点头。两个男的中较矮的一个是德国人，三个星期以前，就在霍赫赖纳赖处决在达豪的焚尸炉附近之后，雷伯和铎夫曾看见他驾驶一辆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之间运送《星条旗报》的卡车。宪兵对这些卡车从不检查，顶多笑噶嘻地拿走几份报纸，因此几乎每一趟都有纳粹逃亡者搭车躲在一捆捆报纸后面。至于这个短发灰白，神态冷峻的女人，就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在萨尔茨堡结雷伯指路的那一个，她告诉雷伯可以在钟楼附近的照相馆里找到名叫洛培尔的摄影师，从而把雷伯送入埃泼克设下的陷阱。

    这个女人是雷伯·克立姆罗德着手进行的追捕计划的第一步。（查明霍赖赫纳的下落并不难，因为这位党党卫军中校于一九四六年初干脆回来经营他的纺织厂了。）雷伯从慕尼黑返回奥地利后不到一百小时，又找到了这个女人。到那天——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为止，他和拉扎鲁斯在一起或分开跟踪这女人已有四十三天。

    “小屋里还有人，小伙子。至少三个男人。”

    “四个，”雷伯说。

    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左右，估计这将是一个寒冷的夜晚。

    在他们躺着守望的一片小树林下面，可以看见老家湖镇的灯光。这个市镇地处死山的心脏，那里有不少湖泊夹在垂直的断崖之间，湖深水黑。在战争行将告终的最后几个月，有六万穿便服的“平民”携带着从整个欧洲劫掠得来的财物，在这里找到了避难所。

    “四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雷伯说，他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那个和埃泼克串通一气的女人可能在波希米亚公署附近的房子里住过。他的估计是正确的。根据雷伯的描述，那一带有两个店主认为她就是盖尔达·胡贝尔。他们还说出了她来自格拉茨——埃立希·施泰尔的故乡。其余的就好办了。这个女人是为奥地利红十字会工作救济难民的。凭这一点她能搞到各种各样的通行证。

    “有动静了。”

    第三个男人从小屋里出来，铎夫和雷伯都认出了他。

    “阿尔尼·沙义德，”锑夫说，我的老伙计阿尔尼，他特别喜欢访问这里和罗马之间的方济各会修道院。”

    铎夫己跟踪过沙义德两次，每次都被带到罗马梵蒂冈门口。沙义德每次都是一个人从那里出来，显然已把他护送的逃亡者托付给罗马教廷。沙义德也为红十字会工作。

    “铎夫？”

    雷伯已有好长时间一直把双筒望远镜朝山下对准通往那座木屋的小道的最初几个弯了。

    “两部汽车，铎夫。不过它们已经停下，两部都停了，并且刚刚关掉前灯，离这儿不到三百米。”

    他俩在黑暗中互相看看对方。

    “警察？”

    “不会是警察，”雷伯说。

    那两部梅塞德斯大型轿车肯定不属于奥地利警方，也不会属于任伺一国的占领军当局。不，这里另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