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到某几条路线的轨道上运行，雷伯就是扒上这样一节车皮从维也纳赶到林茨的。六月三十日，他到达林茨。从林茨到阿尔克霍汉这段距离他靠两条腿和搭乘军用吉普走完了。军人很乐意让老百姓搭车。

    雷伯从来也没有具体告诉过任何人，他到底有没有进入哈尔特海姆城堡。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都没有敢向他提这个问题。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是第一个发现哈尔特海姆城堡内幕的人（当然，曾在那里工作过的那些人除外）；直到一九六一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加上西蒙·威森塔尔的积极努力，这个城堡的真相才正式大白于天下。雷伯抵达萨尔茨堡是在七月二日晚上或七月三日早晨。

    从毛特豪森到那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路程他都是步行的，睡得很少，唯一的例外是在派耶尔巴赫多普勒家过的那一宿；吃得更少，例外还是在多普勒家享用的那一餐，此外他没有从任何仗义提供的食物得到体力上的补充。他沉浸在不顾一切和戏剧性的孤寂之中，驱使着他的唯有一个执着的意念，查明父亲死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死的？

    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师姓洛塔尔。

    “他不在，”一个灰白头发剪得很短的女人对他说，“他住在这儿，但工作不在这儿。你可以到照相馆去找他。”她答应雷伯的要求，把那里的地址给了他——就在钟楼后面一条有篷的甬道里。

    “你认识路吗？”

    “我会找到的，”雷伯说。

    他竭力不让自己露出一瘸一拐的步态离开那儿。穿过一个名叫老市场的的广场时，他第二次看见了那辆救护车。第一次是在萨尔察赫河的另一边，当时雷伯正从林茨通到此地的公路上下来。他注意到。那辆车停在公路大桥的桥堍，面朝着他。前座上坐着两个男儿一动也不动，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说明他们正在等待指挥者的命令再采取行动。这辆救护车漆成黄褐色，有一个白地红十字标记。乍一看，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现在，它又停在萨尔茨堡的老城中心，车上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救护车的牌照上还是那个号码，右前方的挡板上也有一道刮痕。

    雷伯不动声色地穿过广场，但接着突然显得行动颇不利索的样子，腿瘸得比以前更历害了。

    这时，他距离钟楼只有二百五十米光景。

    二十五分钟以后，雷伯才走到那里。

    钟楼背后的甬道又暗又狭；雷伯还没有到甬道口就能伸手触到它的拱顶。他往里走了十来米，经过几家阴暗的店面，然后看见一块白地黑字的油漆招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卡·海·洛塔尔艺术摄影。他一推玻璃门，顿时牵动一只小铃，发出尖锐的叮当声。雷伯跨进一间低矮的屋子，墙壁和房顶都是未经粉刷的石块。雷伯的两侧排着几只相当大的木头柜台，可是里边什么也没有，壁架上同样空空的。

    这时，从后面的屋里传来一个声音，“我在这儿呢。”

    通往后屋的门口挂着一道布帘。雷伯掀开布帘，走了进去。他发现自己面对着四个人，其中的一个立即把枪管抵住他左边的太阳穴。

    “不许动，不许叫唤！”

    雷伯认出其中两个正是刚才坐在军用救护车前座的人。根据埃玛·多宁在莱歇瑙向他描述的特征，他确定第三个人就是埃泼克。至于第四个人，他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问雷伯，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从老市场到这里，即使瘸着腿步行也只需要两三分钟，可是他为何花了这么多时间？

    雷伯·克立姆罗德的面容和他的整个举止都变了，前后简直判若两人。现在，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小，他的虚弱和疲乏超过了可能想象的限度。一双眼睛狂乱地睁得老大老大。“我饿了，迷了路，”他回答的声音差点儿就要哭出来，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