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动作快一些，屁股后面还要挨一靴子。

    “一个人只要肚子吃饱，屁股叫人踢一脚算不得什么，”尼柯尔斯船长说，“拿我个人说，我是从来不生气的。高级船员理应考虑船上的风纪的。”

    我的脑子里活生生地出现一幅图画：一个气冲冲的大副飞起一脚，尼柯尔斯船长脑袋朝下地从窄窄的跳板上滚下来；象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样，他对英国商船队的这种纪律严明的精神非常高兴。

    在鱼市场里也不时能够找点零活儿干。还有一次，卡车要把堆在码头上的许多筐桔子运走，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帮助装车，每人挣了一法郎。有一天两人很走运：一条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开来的货轮需要上油漆，一个开寄宿店的老板弄到包工合同，他们两个人一连几天站在悬在船帮旁边的一条木板上，往锈迹斑斑的船壳上涂油漆。这件差事肯定很投合思特里克兰德的惯受讽嘲的脾气。我向尼柯尔斯船长打听，在那困顿的日子里，思特里克兰德有什么反应。

    “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丧气话，”船长回答说，“有时候他有点儿闷闷不乐，但是就是在我们整天吃不到一口饭，连在中国佬那里歇宿的房钱都弄不到手的时候，他仍然象蛐蛐一样欢蹦乱跳。”

    我对此并不觉得惊奇。思特里克兰德正是超然于周围环境之外的人，就是在最沮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到底是由于心灵的宁静还是矛盾对立，那是难以说清的。

    “中国茅房”，这是一个流浪汉给一个独眼的中国人在布特里路附近开的一家鸡毛店起的名字。六个铜子可以睡在一张小床上，三个铜子儿可以打一宵地铺。他们在这里认识了不少同他们一样穷困潦倒的朋友，遇到他们分文不名、而夜里又天气奇冷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同哪个白天凑巧挣到一法郎的人借几文宿费。这些流浪汉并不吝啬，谁手头有钱都乐于同别人分享。他们来自世界各个地方，但是大家都很讲交情，并不因国籍不同而彼此见外，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安乐乡的自由臣民；这个国家领土辽阔，把他们这些人全部囊括在自己的领域里。

    “可是思特里克兰德要是生起气来，我看可不是好惹的，”尼柯尔斯船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有一天我们在广场上碰见了硬汉子彼尔，彼尔想讨回他给查理斯的身份证明。”

    “‘你要是想要，就自己来拿吧，’查理斯说。”

    “彼尔是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但是被查理斯的样子给镇住了，他只是不住口地咒骂，所有能够用上的脏字眼儿都用到了。硬汉子彼尔开口骂人是很值得一听的事。开始的时候，查理斯不动声色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他往前迈了一步，只说了一句：‘滚蛋，你他妈的这只猪猡。’他骂的这句话倒没什么，重要的是他骂人的样子。硬汉子彼尔马上住了口，你可以看出来他胆怯了。他连忙转身走开，好象突然记起自己还有个约会似的。”

    按照尼柯尔斯船长的叙述，思特里克兰德当时骂人的话同我写的并不一样，但既然这是一本供家庭阅读消遣的书，我觉得不妨违反一些真实性，还是改换几个雅俗共赏的字眼儿为好。

    且说硬汉子彼尔并不是个受了普通水手侮辱而隐忍不发的人。他的权势完全靠着他的威信；一个住在他开的寄宿舍的水手对他俩说，彼尔发誓要把思特里克兰德干掉，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人告诉他们同样的消息。

    一天晚上，尼柯尔斯船长和思特里克兰德正坐在布特里路的一家酒吧间里。布特里路是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旁都是一间间的平房，每所房子只有一间小屋，就象拥挤的集市棚子或者马戏团的兽笼。每间屋子门口都可以看到一个女人。有的懒洋洋地靠着门框，或者哼着小曲，或者用沙哑的嗓子向过路人打招呼，也有的无精打采地看一本书。她们有的是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