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正是荷尔德林的思想影响了海德格尔一生，他始终不断追问着“存在的意义”。在逝世前不久总结其著述时，他曾经意味深长地说它们是“道路而非著作”。也就是说，这些著述正是他的人生轨迹的印证。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思想家之一的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德国犹太人，与海德格尔相识于马尔堡大学。那是1924年秋天，阿伦特刚进入大学不久。那一年她十八岁，作为学生在他的班上听课。而海德格尔，这年三十五岁，已有家室。他们的秘密恋情维持了四年，然后是二十年的分道扬镳。其间，海德格尔因支持纳粹曾一度被剥夺教席，阿伦特移民美国，专注于政治理论和哲学的研究。1950年，两人的关系再度恢复，在极为复杂和尴尬的局面下维持着亲密友情。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先他而去。数月之后，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也驾鹤西去。

    阿伦特和海德格尔这两个后来生活道路和哲学观点迥然不同的人如何又能相聚相容？要回答这一问题确实很难。

    1950年2月，阿伦特作为犹太文化复兴委员会的代表前往欧洲，她利用这次机会与海德格尔在弗赖堡会面，自此他们开始保持接触和通信来往，这为他们后来延续二十五年的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这关系中有他们活跃而生动地通信的一面，有长时间的缄默，也有精心安排的会面和阿伦特极为珍视的单独和他相守的短暂时光。

    阿伦特竟然还成了海德格尔在美国不拿薪水的代理人。她为他寻找出版商，谈判出版协议，选择最好的译者等等。不仅如此，她还尽己所能，为他洗刷纳粹罪名。连海德格尔的太太也对阿伦特在美国的积极活动表示了敬意。要知道，在1955年以前，海德格尔这个名字在德国学术界甚至别的圈子里，差不多已变成骂人的话了。在这时候，阿伦特所作的任何有利于海德格尔的事，确实让后者不能不有所感动。他需要她听他倾诉，替他开脱，帮他恢复名誉。

    到了1955年，海德格尔已重新获得他往日的权威。他显然是想忘记1950年他们的那次见面（他们后来在1952年也见过面），因为那时他可是一个坐在忏悔席上的人。两人之间从此开始渐渐疏远。这一疏远竟长达十二年，直至他们再度相逢时已是1967年，其时她六十一岁，而他已是七十八岁高龄。到了人生的黄昏，他们仿佛更懂得了珍惜，之后他们再没有中断过联系。晚年的海德格尔越来越经常地处于情绪低落状态，这或许正是他需要她的时候。但在过去的那么些年里，他既没有离开过她的脑际，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工作。他不想再见到阿伦特了，这是为了他太太的关系，为了阿伦特的出名，为了阿伦特与另外一位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友情，或者为了刚刚发生的以及很久以前发生的什么。他俩要想见面其实很简单，因为阿伦特经常到德国去。但在内心深处，她并没有改变。海德格尔让她快乐也罢，痛苦也罢，她始终紧抓住他们的友情不放①。

    ① 以上三段部分资料摘自《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美］爱丁格著，戴晴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版。拥有犹太血统的本书作者耶利内克生于二战后第二年，她的五十一名亲戚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失去生命。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她的心头：为何海德格尔能够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具有批判性眼光的左派哲学家，他们中除后现代的思想家（如解构主义者德里达）、马尔库塞和萨特之外，还有汉娜·阿伦特。这位犹太女人、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1933年被迫离开德国。她在美国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理论（出版有《积极生活》、《极权主义的根源》、《论精神生活》等论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恢复接触，包括两人1967年再度重逢在托特瑙山。

    这就是耶利内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