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可以避风的清洁海湾恐怕不易找了。

    谈及在中国投资，我就曾异想天开，想租用南中国海某些适当的海滩，商业化养蚝。在滩上养蚝，风浪的问题不难解决。只要中国能对蚝的私产权利加以保障，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实惠的投资。

    1984年2月21日  会走动的资产鱼是会游动的；跟牛羊不同，鱼身是很难作上记号的。北美洲的野生大水牛（Buffalo），因为没有人肯饲养，往往要移动很远去觅食，几乎被猎者杀得一干二净。高斯曾对这些水牛的产权问题作过多年的研究，但大作至今仍未发表。天上的飞鸟与水中的鱼，产权的保障有特别的困难。但究竟飞禽不在水面下生活，较为容易看见，所以食料价值较高的，早已给人养乖了，作为私产。在美国时有一位朋友猎得野鹿，分了些肉给我，盛赞鹿肉比牛肉为佳，我感激之余，仍忍不住要反驳：“怎么可能呢？若鹿肉胜牛肉，人们怎会养牛不养鹿？”

    海中的鱼，难以捉摸。有些市场价值很高——例如三文鱼（即鲑鱼）——在生长期间要远渡重洋。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海鱼的产权是无法界为私产，无法加以保障，海鱼也就成了经济学上的一个专题。在课室里，经济学老师要表达私产的无能为力，总免不了要举海鱼为例。海鱼若没有私产的保障，捕钓的人数会增加，鱼网的孔会较密，而孵养小鱼会受到忽略。鱼的产量是会变得越来越少了。

    因为这些问题，世界各地的重要鱼场，都立下了多而复杂的法例，去管制在公海捕钓的权利及行为。但这些法例的形成，都受过多个压力团体不断地左右，所以要解释法例的成因并不容易。尽管有不少经济学者认为既然海鱼难有私业的保障，政府以法例去约束行为是理所当然，但我却从未遇到一位稍知渔业法例的学者，会拍掌附和。究其因，就是这些法例的本质，大致上都是寓禁于征，即以增加捕鱼费用去减少捕钓。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分辨海鱼产权的困难，是因鱼会游动，抑或是因渔业法例的存在。这个比较深入的问题我会在下一篇文章向读者解释。

    且让我先说淡水鱼。以鱼塘养淡水鱼，据说是中国始创的。这种养鱼的方法外国也有，虽然是哪一国始创不易考究，但中国养鱼的历史甚久，即使不是始创也绝不会是学外国的。平凡的现象，往往是有着不平凡的含义。中国在鱼塘养鱼的悠久历史，就证明了中国在地产上私产制度的施行，要比欧美早得多——中国在唐、宋期间的富庶，可不是侥幸的。以天然环境而论，鱼塘养鱼的条件怎可能及得上大湖？

    私产保障的需要很显然将鱼从湖里带到塘中。

    在研究中国农业时，我很佩服中国人养鱼的智慧。水稻的田地竟然在稻收成后，加水而用以养鱼。鱼可为稻田增加肥料；鱼收获后，又再种稻。在农业上，轮植的合并选择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在我所知的数十个轮植的方式中，我以为鱼与水稻替换最富想象力。这法门可能是中国独有。不知这传统智慧现在是否还保存着。

    淡水鱼我自己也是养过的。我在华盛顿州的海边房子的后面，有一条小溪横过后园，绕过房子，流进海里去。因为溪水所经的地形及树荫环境，很适宜养鳟鱼（trout），所以渔农处就很例外地批准我将后园的小溪加阔加深，建成鱼塘，也发给我一张养鱼的商业牌照。这其中最主要的困难就是溪水是流动的资源。溪虽属我，但溪水却是公产。要不是我要造塘的地点极宜养鳟鱼，溪水的下游再没有其他人家，改小溪为鱼塘是很难获准的。在美国，很多公产差不多是“公众不可用的”。在耕种或畜牧地带中，流水的产权在美国是有颇为清楚的界定。但在住宅地带，流水没有生产的用途，产权的界定就被忽略了。

    要举私产无能为力的例子，经济学者一向都避谈淡水鱼，但“海鱼不能保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