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协议，关税有所削减，但目前仍然很高，也许高于十九世纪的水平。由于国际贸易中的项目种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现在无法作精确的比较。

    同以往一样，现在仍有许多人支持征收关税，并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国内工业。钢铁生产者和钢铁工人工会要求限制从日本进口钢材。电视机生产者及工会则疏通国会议员，试图用“自动协议”的办法限制从日本、台湾或香港进口电视机和电视机零件。纺织品制造商、鞋类制造商、养牛业者、制糖业者和无数其他的人也都抱怨受到了来自外国的“不公平的”竞争，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当然，没有哪一个集团在赤裸裸的自我利益的基础上提出这种要求。每个集团都讲“总的利益”，讲维持就业或加强国家安全的必要性。近来，在这些传统的主张限制进口的理由之外，又增加了另外一条理由，就是需要加强美元对马克或日元的地位。

    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

    历来很少听到的是消费者的呼声。近年来，所谓消费者特殊利益集团越来越多。但是，任你查遍报章杂志或是国会作证记录，也找不到任何记载，表明他们发起过对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的集中攻击，尽管消费者是这种限制的主要受害者。我们将在第七章里看到，那些自称为消费者说话的人，关心的是别的事情。

    个别消费者的呼声，在工商业者及其雇员的一片“自私自利的诡辩”的吵嚷声中被淹没了。结果是把问题严重歪曲了。例如，主张征收关税的人认为，创造就业机会本身就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不管受雇者干些什么，而且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需要的只是工作，我们可以创造任何数目的工作——例如，让人挖坑再填上，或者做其他无用的事。工作有时候自身就是酬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我们为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付出的代价。我们真正的目的不光是要有工作，而且要有生产性的工作——那些意味着将有更多的货物和劳务供消费的工作。

    另外一个很少受到驳斥的谬论是，出口好，进口不好。实际远非如此。我们并不能吃、穿或享受输出的货物。相反，我们可以吃中美洲的香蕉，穿意大利的鞋，开德国的车，并在日本产的电视机上欣赏节目。我们从对外贸易中得益的是输入。出口是我们为进口付出的代价。正如亚当·斯密非常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能为出口换回尽可能多的进口，或者为进口支付尽可能少的出口，那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我们所使用的使人产生误解的字眼，反映了我们的一些概念性错误。“保护”实际上意味着剥削消费者。“贸易顺差”的实际意义是出口超过进口，也就是说输出货物的总值超过输入货物的总值。在自己家里，你一定愿意少付多得，而不是相反，可是在对外贸易中，这却被称作“收支逆差”。

    支持关税的一个最得人心的论据，是所谓需要保护美国工人的高生活水平，使之免遭日本、朝鲜或香港的工人的“不公平的”竞争，因为这些工人愿意为低得多的工资工作。这个论据错在哪里，难道我们不想保护我国人民的高生活水平吗？

    这个论据的错误，在于滥用“高”工资和“低”工资这些字眼。高工资和低工资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美国工人得到的是美元；日本工人得到的是日元。怎么比较以美元支付的工资和以日元支付的工资呢？一美元合多少日元，它们之间的汇率由什么来决定？

    让我们来看下面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先假设一美元合三百六十日元。这是多年间的实际汇率。按这个汇率，假定日本人能够比我们在美国在比较少的美元生产和销售各种东西——电视机、汽车、钢铁以至大豆、小麦、牛奶和冰淇淋。如果实行国际自由贸易，我们将试图从日本购买我们的所有货物。也许这就是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