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从印第安人权利协会到救世军，都是在那个时期产生的。自愿的合作，在组织慈善活动方面的效率，一点也不比在组织生产谋取利润方面的效率差。

    除慈善活动外，文化事业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不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边疆小镇，都修建了美术馆、歌剧院、博物馆以及公共图书馆，而且成立了交响乐团。

    政府开支的数额是衡量政府作用的尺度。除了在几次大的战争期间外，政府的开支从1800年到1929年一直没有超过国民收入的约12％。其中三分之二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大都用于资助教育事业和修建道路。1928年，联邦政府的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约３％。

    美国的成功常常被归因于资源丰富和幅员辽阔。这些自然起了作用——但如果这些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又如何解释十九世纪的英国和日本或二十世纪的香港呢？

    常有人坚持说，十九世纪的美国人烟稀少，所以政府可以限制自己的活动，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但在人口集中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政府必须起大得多的、确确实实的主导作用。这些人如果在香港呆上一小时，肯定会放弃这种看法。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自己建立的。我们可以改变各种制度。物质的和人的特性限制了我们选择的余地。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这些都阻止不了我们去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它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它维护并扩大人类的自由，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