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

    自从胳膊肘挨了那一记，噩梦便降临啦。后来他领悟到，敢情后面的一切，全是些热身，全是些例行公事搞提审，差不多每个人犯全都逃不掉。人人都照例得坦白一长串罪行--刺探啦，破坏啦，千奇百怪。坦白只是个手续，拷打却实实在在。他记不得挨过几次打，也记不得打了多长时间。总是五个六个黑制服，一起朝他扑过来。他们用拳头揍他，用皮靴踢他，用钢条打他，用橡皮棍抽他。他像动物一样没羞没耻，疼得在地上直打滚，蜷缩着身子躲来闪去，徒劳无望想避开踢打，可只能招来新一轮踢打，打他的肋骨，肚子，手肘，小腿，小腹，睾丸，脊梁骨。他们打呀打，叫他直觉得残酷可恶没法忍的，倒不是那般警卫在揍他，而是他，竟然不能叫他自己昏过去！有时他垮了，没等挨揍先讨饶，见到挥拳头，便滔滔坦白起真真假假的罪行来。有时他却要死扛，决心什么也不坦白，疼得受不了时才会招两句。要么虚弱地玩妥协，跟自己说，quot;我是要坦白，可还不到时候哩。等熬不住疼的时候再说罢。再踢三脚！再踢两脚！那我就坦白。quot;要么给打得站不住，便像袋土豆一样，给丢在监号的石板地上，恢复个几小时，再拉出去揍。有时候竟然叫他歇半天。他记的模模糊糊，不是睡着觉，就是昏沉沉。记得有个监号有张木板床，墙上有架子，还有一个洋铁盆，吃的是热汤面包，有时还有咖啡。他记得有个粗暴的理发员，来给他刮脸剪头发；还有个冷酷死板的人，穿着白大褂，摸摸他的脉搏，验验他的反射，翻翻他的眼皮，粗手在他全身探来探去，看他的骨头折没折，还在他胳膊上面打一针，好叫他睡觉。

    拷打不那么经常了。这主要成了种威胁，成了种恐吓，要是他的回答他们不满意，就说要把他送去挨顿揍。提审他的再不是黑制服的打手，换了批党员秀才，一例是矮墩墩，戴眼镜，动作快，几班轮着对付他，一班总该有十多个小时，可是这，他也弄不清楚。这般提审他的人，成心叫他吃点小苦头，可他们主要还不是要他疼。他们扇嘴巴，拧耳朵，拽头发，逼他单腿站，叫他憋着尿，强光照他的脸，害得他满眼流眼泪。可他们这样做，只是想要侮辱他，毁了他论辩推理的能力。真正的武器，倒是他们无情的提审，一次又一次，一小时又一小时，叫他说漏了嘴，掉进了圈套，歪曲他的每句话，抓住他的矛盾和谎言。最后，他往往就痛哭失声，这还不是觉得难堪，而是--他的神经太累啦。提审一次，他倒要哭上五六回。他们多半高声辱骂他，有一点迟疑，便威胁把他交回警卫去挨揍。可有时，他们会突然变了调，管他叫同志，要他凭英社跟老大哥的名义，虚情假意问他对党还是不是够忠诚，还想不想痛改前非。几小时的提审早已叫他垮下来，这样的软话，直会闹得他涕泗横流。到头来，这样的唠叨竟彻底打垮了他，简直比警卫的拳脚还管用。他变成个嘴巴会应承，变成个手指会签字，只消要求他做，他一概听命。他单单关心探出来，他们要他坦白的是什么，好赶快坦白，免得挨揍。他坦白暗杀党领袖，散发煽动小册子，侵吞了公款，出卖了情报，各色破坏活动一应俱全。他坦白，一九六八年他便给东亚国收买做间谍。他坦白，他信宗教，贪女色，是个资本主义崇拜者。他坦白杀了老婆--虽然他清楚，提审他的人也清楚，他的老婆还活着。他坦白，多年来他就跟戈德斯坦有交情，是一个地下组织黑成员--至于那个组织，就差不多包括了他认识的所有人。坦白一切事，牵连所有人，这可容易得多啦。何况某种意义上，这也不失真实。事实上，他真个是党的敌人；而在党看来，思想跟行动，又有什么差别？

    他也记得另外一些事。它们在他的脑际互不相关，仿佛一张张照片，被包裹在黑暗中。

    他是在一个监号里。这监号有可能黑，也有可能亮，他只见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