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在汉尼尔附近拐弯，朝拉特、拉亭根驶去，这时，马策拉特先生请我开进去伯爵山、格雷斯海姆的轨道。虽说我害怕狮堡舞厅下面的那段上坡路，但仍迎合了被告的愿望，闯过了那段上坡路，过了舞厅。这时，我不得不刹车，因为有三个人站在铁轨上，与其说是求我，不如说是强迫我停车。

    刚过哈尼尔，马策拉特先生就已经到车厢里面去抽香烟了。我作为司机只好大声说：“请上车！”我注意到第三个不戴帽子的人。他被两个戴着有黑色系带的绿帽子的人夹在中间，上车时动作笨拙或者是被挡住了眼睛，好几次没有踩到踏板。他的两个陪同或看守相当粗暴地帮他登上司机台，紧接着走进车厢去。

    我又把车开走时，听到后面车厢里一阵凄惨的呜咽声，接着是有人连打几个耳光。然后，是马策拉特先生坚定的声音，我听了才放下心来。他谴责刚上来的那两个，警告他们，不该动手打一个受伤的、半瞎的又苦于丢失了眼镜的人。

    “您少管闲事！”我听到戴绿帽子的人中间的一个厉声吼道，“他今天还要经历他所想象不到的事呢！本来嘛，已经拖得够久了。”

    我把电车向格雷斯海姆徐缓地驶去时，我的朋友，马策拉特先生想要知道，这个可怜的半瞎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的谈话立即转到了奇怪的话题上去。刚讲了两句话，大家就置身于战争时期了，或者说，倒转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战争爆发，那个半瞎子据他们说是个义勇军战士，非法地保卫过一座波兰邮局大楼。奇怪的是，马策拉先生尽管当时只有十五岁，却认识这个半瞎子，在谈话过程中，称他为维克托·韦卢恩。这个可怜的、近视的、送汇款单的邮递员，在战斗过程中丢掉了眼镜，没有眼镜逃跑，逃脱了那些刽子手的掌心。可是，他们不放松，一直追捕他直到战争结束，甚至在战后还在追捕他。他们拿出一张纸来，是一九三九年签发的一道枪决命令。两个戴绿帽子的中间的一个嚷道，他们终于抓到他了。另一个戴绿帽子的说，他很高兴，历史的旧账现在终于要了结了。为了执行这道一九三九年的枪决命令，他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甚至假期，他毕竟还有他的职业，是位商务代表。他的战友同样也有困难，他是东方来的难民，失去了在那边开设的生意兴隆的裁缝店，现在必须从头开始，但现在事情算有了个头了。今天夜里将执行命令，了结过去的事。真不坏，还乘上了末班车。

    把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和两个持有枪决命令的刽子手送到格雷斯海姆去，当这样的司机可违背了我的本愿。在郊区空无一人的、有点倾斜的集市广场上，我把车向右拐，要向玻璃厂附近的终点站开去，到了那里，让两个绿帽子和半瞎的维克托下来，再同我的朋友踏上归途。距离终点站还有三站路，马策拉特先生从车厢里出来，把他的公事皮包放到职业司机放他们的盛黄油面包的饭盒的地方。我知道，他的公事皮包里竖放着那个密封大口玻璃瓶。

    “我们必须救他，他是维克托，可怜的维克托！”马策拉特先生显然很激动。

    “他一直还没有找到一副合适的眼镜。他是深度近视眼，他们要枪毙他，而他会看错方向的。”我认为刽子手没带武器。但是，马策拉特先生已经注意到了两个绿帽子的大衣鼓起，碍手碍脚的。“他是但泽波兰邮局送汇款单的邮递员。现在他在联邦邮局从事同样的职业。可是，下班以后，他们就追捕他，因为那份枪决命令还在。”

    尽管我并不全部理解马策拉特先生的意图，但我仍然答应他，在枪决的时候待在他的身边，如果有可能的话，同他一起去阻止枪决。

    过了玻璃厂，在第一排小菜果园前不远处——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我的母亲的园子和那棵苹果树——我停下电车，朝车厢里喊道：“请下车，终点站到了！”头戴黑带绿帽的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