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推测的亲爱的先生。我作了自我介绍，自称石匠和刻字匠马策拉特。

    他，同样有礼貌，把上半身抬起若干度，自称埃贡·闵策尔，爵士乐演奏家，但请我叫他克勒普，因为他的父亲已经使用了闵策尔这个姓。我太能理解他的这种愿望了。我宁愿自称科尔雅切克或干脆叫奥斯卡，我用马策拉特这个姓是由于谦卑，而且只在很少的情况下才决定用奥斯卡·布朗斯基这个姓名。因此，简单地叫这个肥胖的年轻人克勒普，对我来说是毫无困难的。我估计他有三十岁，其实他没有这么大的年纪。他叫我奥斯卡，因为科尔雅切克这个姓对他来说实在太费劲了。

    我们聊起天来，起初很难无拘无束。我们聊那些最轻松的话题。我想知道他是否认为我们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他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奥斯卡想知道他是否认为所有的人都得死。他也认为所有的人最后肯定是要死的，但不敢肯定所有的人是否都必须被生出来。他谈到自己时就像谈一个本不该生的错误地出生的人，奥斯卡感到自己同他相似。我们两人也都相信天。可是，他谈到天时，却让人听到一种幸灾乐祸的笑声，并在被子下搔痒。别人可以设想，克勒普先生在活着的时候已经计划好了他将来到天上去实行的不正经的事情。我们进而谈政治时，他几乎变得激昂，向我列举了三百多个德意志王室的姓氏，像是要立即授予他们尊严、王位和权势，并把汉诺威地区授予不列颠帝国。当我问及前自由市但泽的命运时，很遗憾，他不知道在哪儿。但这无所谓，他当场建议派一名比利时伯爵去当这个他不知道的小城的君主。据他说，这位伯爵是扬·韦伦①的直系后裔。末了，当我们给真理这个概念下定义并且取得若干进展的时候，我巧妙地见缝插针，提了几个问题并获悉克勒普先生在蔡德勒家当房客、付租金已有三年之久。我们遗憾的是未能早些相识。我责怪刺猬没有把这位卧床者的情况详细告诉我，他同样也没有想到，应当多告诉我一些有关那个护士的情况，而仅仅说了一句：乳白玻璃门后面住着一位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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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扬·韦伦（165～1716），公爵，领有普法尔茨—诺伊堡、于利希和贝格，扩建了杜塞尔多夫城。

    奥斯卡不想马上让闵策尔先生或克勒普来替自己分忧。我不向他打听那位护士，却先关心起他的情况来了。“顺便问一声，”我插进这样一个问题，“您身体欠佳吗？”

    克勒普又一次把上半身抬起若干度。他看到自己不能构成一个直角时，又让身子躺下去，随后告诉我，他卧床是为了弄清楚他的身体究竟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他希望在数周内将会认识到，他的健康状况是不好不坏。

    接着发生了我所担心的事情，也是我以为能够借助于长时间的、东拉西扯的谈话来阻止的事情。“啊，亲爱的先生，请您同我一道吃一份面条吧！”就这样，我们一起吃用我拿来的新鲜水煮的面条。我不好意思坚请他把那个黏糊糊的锅给我，由我在水池子里彻底洗一遍。克勒普翻身侧躺着，一声不吭，用梦游者似的有把握的动作煮面条。他小心地把水滗到一只较大的罐头筒里，几乎不改变上身的姿势，伸手到床底下，取出一只油腻的、满是干结的剩西红柿酱的盘子，犹豫了片刻，又伸手到床下，取出揉皱的报纸，用它擦了一通盘子，再把报纸塞到床下，朝脏盘子上吹口气，仿佛要吹掉最后的一点尘土，随后以慷慨大方的手势把全世界最脏的盘子递给我，请奥斯卡接过去，不必客气嘛！

    我请他先给自己盛，再给我盛。他把脏而粘手指的餐具给了我，便用汤匙和叉子把近一半的面条撩到我的盘子里，用优雅的手势朝面条上挤出长长一条西红柿酱，画成图案，又浇上好些油，接着在煮面条的锅里也加上同样的佐料，在两份面条上洒胡椒，在他自己那份上又多洒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