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我不能指责我父母，因为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当年参加集中营研讨班时所具有的那种为澄清事实而指责自己父亲的热情，对我来说已成为过去，并令我难堪。我周围的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即他们所犯的罪行，与汉娜的所作所为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了。实际上，我必须指责汉娜，但是，指责汉娜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爱过她，我不仅爱过她，我还选择了她。我极力这样自我安慰：当我选择汉娜时，我对她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我努力使我自己认为自己无罪，说自己当时所处的状态与孩子爱父母的状态没有两样。但是，对父母的爱是谁一不需要人们承担责任的爱。

    也许人们甚至也要为爱父母承担责任。当时，我很羡慕那些与他们的父母，同时与整个一代罪犯——旁观者、逃避者、容忍着和接受者划清界限的同学，因为，他们至少可以解除由耻辱产生的痛苦，如果不能解除耻辱本身的话，但是，我经常在他们身上见到的那种自我炫耀式的自负是从何而来的呢？怎样能够在感到有罪和耻辱的同时又自负他自我炫耀呢？难道与父母划清界限仅仅是一种雄辩和吵吵嚷嚷吗？难道想通过这种吵吵嚷嚷宣告：出于爱父母之心而纠缠其罪责的运动已经开始且无法挽回？

    这些都是我后来的想法，即使到后来这对我也并不是一种安慰。它怎么能是一种安慰？我爱汉娜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德国人的命运。我比其他人更难摆脱这种命运，比其他人更不容易战胜这种命运。尽管如此，如果当时我能把自己融入同代人之中的话，那会对当时的我深有益处的。

    第02节

    当我还是候补官员时我就结了婚。葛特茹德和我是在滑雪棚中认识的。在假期结束时，其他人都回去后，她仍旧留了下来，一直呆到我出院，然后把我送了回去。她也是学法律的，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通过考试并一起成为候补官员。当她怀孕时，我们结了婚。

    我没有向她提起汉娜的事。我想，如果不是有义务，谁愿意听我来讲我以前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呢？葛特茹德聪明、勤奋、忠实。如果我们的生活是经营一座农庄，雇用许多男女奴工，生许多孩子，有许多活要干，没有时间给对方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会充实幸福的。但是，一个三口之家，女儿朱丽雅和两个候补官员，即葛特茹德和我，住在市郊的一处新建楼房的三居室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与葛特茹德在一起时，我一直无法停止把她和我的共同生活与我和汉娜的共同生活进行比较。每当我们拥抱在一起时，我总有一种不对劲的感觉、有一种她不对劲的感觉，她接触和抚摸的地方不对，她的气味不对，滋味也不对。我想，这种感觉会消失的，我希望这种感觉会消失，我想摆脱汉娜，但是，这种不对劲的感觉从未消失过。

    当朱丽雅五岁时，我们离了婚，因为我们两人都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们没有痛苦地离了婚，此后也忠诚地保持联系。令我痛苦的是我们不能给予朱丽雅安全感，她很明显地希望有这种安全感。当我和葛特茹德亲密无间、彼此之间都有好感时，朱丽雅在我们中间感到如鱼得水一样自由自在。当她注意到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时，就从我们的一方跑到另一方，向我们保证我们都很可爱，她爱我们。她希望有个小弟弟，也高兴能有很多兄弟姐妹。很长时间内，她没有明白离婚是怎么一回事。当我去看她时，她要我留下来。当她来看我时，要和葛特茹德一起来。每当我离开她时，她都趴着窗户往外看，当我在她伤心目光的注视下上车时，我感到心已碎。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没有给予她的不仅仅是她的一种愿望，而是她拥有这种愿望的权利。当我们离婚时，我们就骗取了她的权利，我们共同做了这件事，但我们的罪责并没有因此减半。

    我试图再建立一个较好的婚姻关系。我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