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胳膊不知道被手掐了一下，而手却知道它把胳膊掐了，大脑起初也分不清这两种感觉，但下一步就把二者分得十分清楚了。也许手用力太大，被掐的地方一时会苍白无血色，过了一会儿血液才流通，被掐的地方才又恢复了血色，但是，感觉却没有随之回来。

    是谁给我打了麻醉药呢？是我自己，因为若不麻木不仁的话，我能承受得了吗？这种麻木不仁不仅仅在法庭的大厅里起作用，它不仅仅使我能够面对汉娜——我好像不是我，而是我的一位熟人，一位爱过她、渴望过她的熟人，它还使我与我身边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平平淡淡，不论是在大学里的与朋友相处，还是在家里的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相处。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类似的麻木不仁在其他人身上也可以观察到，但在辩护律师身上你观察不到这种麻木不仁。在整个审理期间，他们始终是吵吵闹闹、非常自负地争高争低，有时过分尖刻，有时大吵大闹、厚颜无耻，其程度根据个人气质和政治素质而有所不同。虽然审理已使他们精疲力竭，使他们到了晚上也疲惫不堪或者声音更尖锐刺耳，可是经过一夜的养精蓄锐，他们第二天又和前一天一样，吵吵嚷嚷地上阵了。那些法官也并不示弱，每天都斗志昂扬。但他们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这首先因为审理对象和结果太使他们震惊，而后麻木不仁又开始发挥了作用。这种麻木不仁在审判员和陪审员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在最初几周的审理中，当他们听到那些可怕的事实时，明显地表现出震惊或者强做镇定自若：有时讲述人泪流满面，有时泣不成声，有时非常具有煽动性，有时又偶然若失。后来，他们的面部表情就又趋于正常了。他们相互之间也能笑着在对方的耳边低声评论什么，或者当一位证人事无巨细地做证时，他们也开始不耐烦地叹气。在审理期间，当需要到以色列一位女证人那儿取证的消息被公布时，人人争先恐后。其他同学总是被新的事实所震惊，他们每周只来一次法庭，每次都要面对可怕的历史打破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事实。我却日复一日地留在法庭，冷眼旁观他们的反应。

    集中营的囚犯如何才能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活过来，如何才能适应自己，如何才能对新来囚犯的惊恐万状冷眼视之呢？麻木不仁！他们以同样的麻木不仁对待杀人和死亡。那些幸存者留下的所有文字材料都记载了这种麻木不仁。这种麻木不仁削弱了生命的作用，使不法行为肆无忌惮，使用毒气杀人和焚烧人的行为变成了家常便饭。在那些罪犯寥寥数语的说明中可以看到，他们也把毒气室和焚烧炉看做是日常生活，把他们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轻，把他们的肆无忌惮和冷漠无情视为一种像被注射了麻醉药或喝醉了酒一样的麻痹状态。在我眼里，那些被告人好像仍！日而且永久地被束缚在这种麻木不仁中，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变成了化石。

    当我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共性进行研究时，当我不仅仅研究罪犯和受害者身上的麻木不仁，而且也对我们这些人——法官、陪审员、检查官和记录员，这些后来与此有关人员的麻木不仁进行研究时，当我把罪犯、受害者、死亡者、活着的人、幸存者和永垂不朽者相互进行比较时，我就感觉不舒服，过去感觉不舒服，现在仍然感觉不舒服。允许人们做这样的比较吗？当我在发言中做这样的比较时，我虽然总是强调不应该抹杀罪犯是被迫去集中营还是自愿去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是他们自己在忍受痛苦还是给别人带来痛苦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相反，我们应该特别强调这种区别的重要性，但是，我总是引火烧身——引起别人的震惊和愤怒，如果我的这种观点不是针对其他人的指责所做出的一种反应，而是在他们尚未对我进行指责之前就提出来的话。我现在自问——当时我就已经开始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代人应该如何对待屠杀犹太人的那段可怕的历史观？我们不应该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