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护士昼夜轮班照看托比。她们勤快、能干，像机器人似的毫无个性。吉尔感激她们的到来，因为她怕到托比那里去。她怕见到那可憎的怪笑的面孔。她总是找各种借口离他远些。当她强制自己去看望他时，吉尔可以感觉到他马上就有的变化。连护士们都能感觉到这一点。托比一动不动，浑身无力地躺在那儿，被束缚在他那完全麻痹了的躯壳里。可是只要吉尔一走进房间，那双明亮的蓝眼睛里就会闪现出一种活力。吉尔可以懂得托比的思想，就像他正大声说：“不要让我死。救救我！救救我！”

    吉尔站着，低着头看他那完全残废了的身躯，心里想：“我没法救你。你不想这个样子活下去，你就该想到死！”

    这个念头在吉尔心中，开始萌发了。

    报纸连连刊登那些妻子如何替晚期病人的丈夫解除病痛的报道。但有些医生又承认，他们可以用一种“无痛苦死亡”的办法，让某些患不治之症的晚期病人安详地死去。人家称这种方法叫“仁慈的杀害”。但吉尔知道，这也可以叫作谋杀。尽管托比除了那两只该死的眼睛不停跟着她转动外，全部已经不再是活的了。

    以后的几个星期，吉尔没有离开过家，大部分时间，她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她的头疼症又发作了，她没有办法让头不疼。

    报刊和杂志上连载有关这位瘫痪了的超级明星和他那忠心的妻子的一些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并说妻子竟然一度把她丈夫护理得重新恢复了健康。这些刊物都在揣测，吉尔能否再次创造奇迹。但是她知道，奇迹不再会出现了。托比绝对不可能再康复。

    二十年，凯普兰大夫曾经这样说过。大卫在那里等待着她。她必须设法逃出她的牢狱。

    这是一个天色灰暗阴霾的星期天。早晨就下起雨来，雨整天下个不停。雨点叮叮咚咚地打在屋顶上，打在窗户的玻璃上。吉尔坐在卧室里看书，尽量不去想那雨点的叮咚声。但敲打声始终不停。她烦躁得以为自己真的要发疯了。这时一个夜班护士走进来，她的名字叫英格丽·琼森，北欧人，一本正经的。

    “楼上的炉子不好使，”英格丽说，“我不得不到厨房去替坦波尔先生做饭。你能陪他待几分钟吗？”

    吉尔能够觉察出护士的语气中指责的意味。她认为一个妻子不肯到丈夫病床跟前去，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我会照看他。”吉尔说。

    她放下手中的书，走过大厅，走到托比的卧室去。吉尔刚一进门，病房里那种熟悉的难闻的气味，就直冲她的鼻孔。一瞬间，她想起了以前为挽救托比而卖命干的那些漫长的、可怕的岁月。这些回忆，触动了她周身的每一根神经。

    托比的头用一个大枕头支撑起来。当他看到吉尔进来时，眼睛突然活了起来，闪耀着疯狂的质问与哀求：“你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躲着我，我需要你。救救我！”就仿佛他的眼睛能发出声音一样。吉尔低着头看着那令人厌恶的、没有知觉的躯体，看着那怪笑般麻痹了的面孔。她觉得恶心极了：“你好不了，该死的，你早该死了！我盼着你死呢！”

    吉尔盯着托比的时候，她注意到托比的眼神变了。目光中出现了一种惊恐不安和不信任的神情，然后是一种仇恨的流露，那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憎恶。以至吉尔不由自主地从床边退后了一步。她那时才知道，她把自己的思想说出声来了。

    她转身逃出了那个房间。

    早晨，雨停了。有人把轮椅从地下室搬上来。白天值班的护士弗兰西丝·戈登推着托比乘轮椅到花园中晒一会儿太阳。吉尔听着轮椅穿过大厅，向电梯走去了。她等了几分钟，然后走下楼。经过书房门口时，听到电话铃响了。是大卫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

    “你今天好吗？”他的话听起来热情、真挚。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