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米纳不能想象，她那封在气得发昏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信，居然被阿里萨认做一封情书。她在那封信里发泄了全部的激怒，情绪激烈，语带讥讽，令人难以忍受，何况还是不公正的。然而，在她看来，跟她受的伤害和侮辱相比，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她两个星期忍辱负重的最后一个行动，以便使自己安宁下来，适应新的环境。她想再次成为原来的费尔米纳，收回半个世纪奴仆般的生活中自己不得不让出的一切。这种奴仆般的生活无疑使她幸福，但是丈夫一死，连一点印迹都没给她留下。她象是在别人家里游荡的幽灵，那房子瞬间变得宽大而凄凉，她在里边百无聊赖地到处徘徊，不断痛苦地自问，谁是真正的亡魂：是死了的丈夫还是她这个未亡人。

    丈夫把她一个人孤单地留在昏暗的茫茫大海里，她无法抑制内心里对他的怨恨。

    他的一切都使她伤心落泪：枕头下的睡衣，象病人穿的平底拖鞋，对他站在镜子前脱衣服的形象——常常在她准备上床时——的回忆，以及他的皮肤的气味——这味道在他死后很长时间还顽固地留在她身上。不管做什么事，她都会边做边停，拍拍额头，因为突然想起了有什么事没有告诉他。时刻都有许多只有他才能回答的问题钻进她的脑子里。有一次他告诉了她一件她困惑不解的事：截了胶的人，能感觉到他们失去的腿上的疼痛和痉挛。如今她也有这类感觉了，她已失去了丈夫，但她感到他仍在身边。

    编剧的第一个早晨，她在床上还没睁眼就翻了个身，想找个更舒服的姿势继续再睡，正是这时，她才觉得他死了。只有此时她才意识到他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夜。

    在餐桌上，她倒不是因为少了一个人感到孤单，而是由于她莫名其妙地相信，她在和一个已不存在的人一块用餐。她等女儿奥费利亚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们从新奥尔良回家后再重新坐在桌子前吃饭，但不是通常的那张桌子，而是一张她让人临时摆在廊里的较小的桌子。她一直没有正正经经地做顿饭。饥饿时，随便走进厨房，把勺子伸进锅里，随便吃一点什么，也不使用盘子，而是一边吃，一边站在小炉子跟前和女仆们说话。她们是她唯一喜欢和更合得来的人。

    然而，无论她如何努力，已故丈夫的形象总萦绕在她的脑海里，不管她在哪儿，也不管她做什么事情，都会使她回忆起他来。虽然在她看来，痛苦是理所当然的，但她也想尽量不沉溺于痛苦之中。她下了狠心将一切触发她回忆起已故丈夫的东西，都从家中清除干净，在失去丈夫的情况下，这是她想出的唯一能使自己依旧在这家里住下去的方法。

    这是一次彻底的大清除。儿子同意将书房的书籍全部拿走，好让她把书房改为缝纫室——她从结婚以后一直没有这样的房间。女儿则同意拿走一些家具和许多她认为很适于在新奥尔良古董行拍卖的东西，这一切使费尔米纳感到宽慰。但她后来知道旅行结婚时所买的东西已成为古董商的文物，又觉得很不是滋味。她不顾佣人们沉默的惊讶，也不管左邻右舍或在那几天中来陪她的朋友们的困惑不解，让人在房后的空地上点起一堆火，把能使她回忆起丈夫的东西一古脑儿烧掉：其中有从上一个世纪以来本城最昂贵最考究的衣服，最精致的皮鞋，比像片更酷肖他本人的帽子，死前最后一次从上面起身的摇椅，以及无数与他的生活紧紧相连并已成为他本人组成部分的物件。她毫不犹豫地做了这件事，这不仅仅为了卫生，并且也坚信丈夫如果在天有灵也会同意她这么做，因为他曾好几次向她表示，死后愿意火化，而不愿被装进针得严密合缝的黑洞洞的雪松木棺材。当然，他所信的宗教不允许这么做。他曾大着胆子试探过大主教的意思，探索一下可能性，但是大主教给了他一个断然否定的答案：这是彻头彻尾的幻想，教会不允许在公墓中设置焚尸炉，哪怕专供异教徒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