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乌尔比诺医生的印象。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个人揽的事很多，也许有点过分，不过我想，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停了一会儿，她又沉思了一下，用她又尖又大的牙齿——高个儿黑女人的牙齿——把铅笔的橡皮头一块块地啃下来，最后耸了耸肩膀，打算把这件与之无关的事情一笔勾销。

    “也许他所以干那么多的事儿，”她说，“就是为了免得去想。”

    阿里萨试图打断她的话。

    “可惜的是，他必须死掉。”他说。

    “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她说。

    “不错，”他接口说，“但这个人比所有的人都更应该死。”

    她压根没弄明白，又耸了耸肩膀，没有答腔，走了。这时，阿里萨明白了，在将来的某个还说不准的晚上，当他有幸和费尔米纳躺在一起时，他就可以对她说，他甚至对这位唯一有权知道的人也没透露过他的爱情的秘密。不，永远也不能透露，连向卡西亚妮也不能透露，这倒不是他不愿意向她打开珍藏这个秘密的匣子，而是直到那个时刻他才察觉，打开匣子的钥匙被丢掉了。

    然而，那天下午最使他震动的还不是这件事。回首青年时代，往事历历在目，每年四月十五日，喧声震耳的灯谜赛会都在安的列斯大厅里举行。他始终是主角之一，但也象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一样，他始终是个不露面的主角。二十四年前，从开幕比赛起，他参加过好几次，他从来没中过奖，哪怕中个末等奖。不过，他不在乎，他参加并非出于获奖的野心，而是因为灯谜赛对他具有额外的吸引力：第一次比赛就是由费尔米纳负责打开那些火漆封口的信套，由她宣读比赛获奖者的名单，从那时起，他就决定要参加以后每年的竞赛了。

    第一次灯谜竞赛的那一天夜里，阿里萨躲在半明半暗的靠背椅子后面，焦虑的心情使那朵插在西装翻领扣眼儿里的鲜艳的山茶花也在微微颤抖。他看见费尔米纳正站在古老的国家剧院的舞台上，打开那三个火漆封着的信套。他在心里琢磨，当她发现他是“金兰花”奖的获奖者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胸有成竹，她准能认得出他的笔迹来。到了那一瞬间，小公园杏树下面度过的那些如花似锦的黄昏，书信里的振子花的芳香，微风轻拂的早晨为戴王冠的仙女演奏的只有他们两人才听得懂的圆舞曲，都会一齐涌上她的心头。可惜，那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更糟糕的是，“金兰花”奖——全国诗歌奖中的最高奖，被一个中国移民夺走了。

    促使作出那非同小可的决定的雷鸣般的欢呼声，使人对竞赛的严肃性产生了怀疑。但评判是公正的，评奖委员会一致认为那是一首出类拔萃的十四行诗。

    没有一个人相信，获奖的那首十四行诗的作者竟会是个中国人。他是上个世纪末在修筑两洋运河期间为了逃避吞噬巴拿马的那场黄热病横祸，和其他许多中国人一起到这里来享其天年的。他们说的是中国话，他们在此地生存着、繁衍着，他们内部完全一模一样，谁也分辨不出他们之间的区别。起初总数不到十人，其中有几个带着妻子儿女和准备食用的狗，但没过几年，这些悄悄地越过海关入境的中国人已挤满了港口附近的四条小巷。他们中间的年轻人匆匆忙忙地变成了儿孙满堂的风烛残年的家长，谁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有时间衰老的。人们凭直觉把他们分成两类：好的中国人和坏的中国人。坏的中国人躲在港口的阴暗角落里，象国王似的吃喝，或者坐在桌子上对着一盘葵花籽烩老鼠肉较然死去，人们怀疑他们是些拐卖女人和无所不卖的人贩子。好的中国人是那些开洗衣店的，他们继承了一种神圣的科学，把旧衬衣退还顾客时洗得比新衬衣还要干净，领口和袖口熨得就象刚刚摊平的圣饼。

    在灯谜赛上击败七十二名训练有素的对手的，就是这些好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