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冬，我住在敖德萨从前的服装商店“阿尔斯王公司”里。我用先斩后奏的办法，搬进了二楼的试衣室。

    我占了三大间镶着波希米亚产的大方玻璃镜的屋子。镜子镶在墙上镶得那样结实，我和诗人爱德华·巴格里茨基要把镜子拆下来拿到新市场上去换吃的东西，想尽一切办法都不成功。连一面镜子都没弄动。

    试衣室里除了三个装着烂刨花的箱子而外，一件家具也没有。好在玻璃门很容易从铰链上卸下来。每天晚上我把它拿下来，搭在两个箱子上，摊上铺盖当床。

    玻璃门非常滑，所以一夜里旧褥垫和我要一齐滑下来滚到地板上好几次。

    褥垫一动，我便立刻醒来，气都不敢出，连手指都不敢动弹，愚蠢地希望褥垫不要滑下去。可是它慢慢地、毫不容情地滚下去，我的巧计便破产了。

    这一点也不可笑。那午冬天非常冷。从海口到小喷泉都结了冰。猛烈的东北风把花冈岩的马路刮得千干净净。一次雪也没落过，这此街上铺满了雪还要觉得冷。

    试衣室里有一只白铁的“小铁炉”。没有可烧的。而且要想用这么一个可怜巴巴的小炉子烘暖三大间屋子也不可能。所以我只在“小铁炉”上烧烧胡萝卜茶。这用几张旧报纸就够了。

    用剩下的一个箱子当桌子。晚上在上面点一盏油灯。

    我躺下，把所有暖和的东西都盖在身上，就着油灯读乔治·申格尔译的何塞·马利亚·艾莱狄亚的诗①。这些诗是在这饥馑的一年，在敖德萨出版的，我可以证明这些诗并没有使我们的刚毅精神松懈。我们觉得自己象罗马人一样坚强，并且想起了申格尔本人的诗：“朋友们，我们是罗马人。我们流尽鲜血……”

    【①何塞·马利亚·艾莱狄亚(1803—1839)：古巴杰出的诗人，革命的浪漫主义者。】

    我们，当然，没流尽鲜血，不过我们这些快乐的年轻人，有的时候，曾经感到非常寒冷和饥饿。但是谁也没发过牢骚。

    在楼下，在店面的一层，美术馆展开了一种忙忙碌碌的有几分形迹可疑的活动。为首的是以“招牌王”这个绰号驰名敖德萨的一位唠唠叨叨的老画家。

    美术馆承制招牌、女帽、“假脚”(一种女鞋，古代的朴素风格为其制造特点：在木底上钉上几条扁带便完了！)和电影广告(这些广告是用油画颜料画在不平的胶合板上的)。

    有一次，他们的画室很走运，接到一件给当时黑海唯一的轮船“伯斯特尔号”的所谓“船首装饰”的工作，这艘轮船要到巴统去作处女航行。

    这件装璜是用铁板制成的，然后在黑底上画上金色的植物图案。

    这件工作吸引了所有的人，有的时候，连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都离开了邻近的岗位，跑来看看。

    那个时候，我在海员报社作秘书。有许多年轻作家在这家报社工作，其中有卡达耶夫、巴格里茨基、巴别里、奥列沙和伊利夫。写作经验丰富的老作家中常到我们编辑部来的只有安德烈·梭勃里，——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总是为了什么事激动不安。

    有一次，梭勃里给海员报一篇短篇小说，这篇东西层次不清，杂乱无章，虽然题材很有趣，而且确实写得很有才气。

    大家读了这篇小说，都觉得很难处理：就以这样潦草的样子发表是不行的。但谁也不敢去请梭勃里把它修改一下。在这一方面棱勃里是说不动的——这倒不是因为作者的自尊心(正好棱勃里差不多没有这种东西)，而是因为神经过敏：他不能回过头来看他自己写的作品，对它们已经失掉了兴趣。

    我们大家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办好。我们的校对布拉果夫老头子也和我们在一起想办法，布拉果夫过去是风行俄国的俄语报的社长，著名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