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世纪这样的风格之所以受到欢迎，可能是因为西方的读者对东方的哲学作品特别感兴趣，而那些作品就多是用格言的形式写作的。这样的形式可能也来自帕斯卡尔的《沉思录》(Pensees）。当然，帕斯卡尔并不想让自己的作品就以这样简短如谜的句子面世，但是在他想要以文章形式写出来之前，他就已经去世了。

    用格言的形式来解说哲学，最大的好处在于有启发性。这会给读者一个印象，就像在这些简短的句子中还有言外之意，他必须自己运用思考来理解—他要能够自己找出各种陈述之间的关联，以及不同论辩的立足点。同样地，这样的形式也有很大的缺点，因为这样的形式完全没法论说。作者就像个撞了就跑的司机，他碰触到一个主题，谈到有关的真理与洞见，然后就跑到另一个主题上，却并没有为自己所说的话作适当的辩解。因此，格言的形式对喜欢诗词的人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但对严肃的哲学家来说却是很头痛的，因为他们希望能跟随着作者的思想，对他作出评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其他重要的哲学形式了。（像卢克莱修的《物性论》[On ture of things]并不是特例，这本书原是以韵文写作，但是风格发展下去，跟其他的哲学论文又差不多了。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读到的一般都是翻译成散文的版本。）也就是说，所有伟大的哲学作品都不出这五种写作形式，当然，有时哲学家会尝试一种以上的写作方式。不论过去或现在，哲学论文或散文都可能是最普遍的形式，从最高超最困难的作品，像康德的书，到最普遍的哲学论文都包括在其中。对话形式是出了名的难写，而几何形式是既难读又难写。格言形式对哲学家来说是绝对不能满意的。而托马斯形式则是现代较少采用的一种方式。或许这也是现代读者不喜欢的一种方式，只是很可惜这样的方式却有很多的好处。

    ※ 阅读哲学的提示

    到目前为止，读者应该很清楚在阅读任何哲学作品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发现问题，或是找到书中想要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详细说明出来了，也可能隐藏在其中。不管是哪一种，你都要试着找出来。

    作者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完全受他的中心思想与原则的控制。在这一方面作者可能也会说明出来，但不一定每本书都如此。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巴兹尔·威利的话，要找出作者隐藏起来、并未言明的假设，是多么困难—也多么重要的—事情。这适用于每一种作品。运用在哲学书上尤其有力。

    伟大的哲学作品不至于不诚实地隐藏起他们的假设，或是提出含混不清的定义或假定。一位哲学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比其他的作者解说得更淋漓尽致。此外，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作品背后，都有自己特定的中心思想与原则。你可以很容易就看出他是否清楚地写在你读的那本书里。但是他也可能不这么做，保留起来在下一本书里再说明白。也可能他永远都不会明讲，但是在每本书里都有点到。

    这样的中心思想的原则，很难举例说明。我们所举出的例子可能会引起哲学家的抗议，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多余的空间能为自己的选择作辩解。然而，我们可以指出柏拉图一个中心思想的原则是什么—他认为，有关哲学主题的对话，可能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在柏拉图的各种对话中，几乎看不到他明讲这种观点—只有《自辩篇》(Apology)中苏格拉底讲过没有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活下去的生活，以及柏拉图在《第七封信》(Seventter)中提到过。重点是，柏拉图在许多其他地方都提到这样的观点，虽然使用的字数不多。譬如在《诡辩篇》(Protagoras)中，诡辩者罗普罗泰格拉斯不愿意继续跟苏格拉底谈话时，旁边的听众就表现出很不满意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