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与回答第一顺位问题的哲学而言，了解哲学方法的立足点是很重要的。假设你是一个哲学家，你对我们刚才提的那些孩子气的单纯问题感到很头痛—像任何事物存在的特质，或是改变的特质与成因等问题。那你该怎么做？

    如果你的问题是科学的，你会知道要如何回答。你该进行某种特定的研究，或许是发展一种实验，以检验你的回答，或是广泛地观察各种现象以求证。如果你的问题是关于历史的，你会知道也要做一些研究，当然是不同的研究。但是要找出普遍存在的特质，却没有实验方法可循。而要找出改变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改变，既没有特殊的现象可供你观察，更没有文献记载可以寻找阅读。你惟一能做的是思考问题本身，简单来说，哲学就是一种思考，别无他物。

    当然，你并不是在茫然空想。真正好的哲学并不是“纯”思维—脱离现实经验的思考。观念是不能任意拼凑的。回答哲学问题，有严格的检验，以确认答案是否合乎逻辑。但这样的检验纯粹是来自一般的经验—你身而为人就有的经验，而不是哲学家才有的经验。你透过人类共同经验而对“改变”这种现象的了解，并不比任何人差—有关你的一切，都是会改变的。只要改变的经验持续下去，你就可以像个伟大的哲学家一样，思考有关改变的特质与起因。而他们之所以与你不同，就在他们的思想极为缜密：他们能整理出所有可能问到的最尖锐的问题，然后再仔细清楚地找出答案来。他们用什么方法找出答案来呢？不是观察探索，也不是寻找比一般人更多的经验，而是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

    了解这一点还不够。我们还要知道哲学家所提出来与回答的问题，并非全部都是真正哲学的问题。他们自己没法随时觉察到这一点，因而在这一点上的疏忽或错误，常会让洞察力不足的读者倍增困扰。要避免这样的困难，读者必须有能力把哲学家所处理真正哲学性的问题，和他们可能处理，但事实上应该留给后来科学家来寻找答案的其他问题作一区别。哲学家看不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经由科学研究来解决的时候，就会被误导—当然，在他写作的那个年代，他很可能料想不到有这一天。

    其中一个例子是古代哲学家常会问天体（celestrial bodies)与地体（terrestrial bodies）之间的关系。因为没有望远镜的帮助，在他们看来，天体的改变移动只是位置的移动，从没有像动物或植物一样诞生与消失的问题，而且也不会改变尺寸或性质。因为天体只有一种改变的方式—位置的移动—而地体的改变却是不同的方式，古人便下结论说组成天体的成分必然是不同的。他们没有臆测到，他们也不可能臆测到，在望远镜发明之后，我们会知道天体的可变性远超过我们一般经验所知。因此，过去认为应该由哲学家回答的问题，其实该留到后来由科学家来探索。这样的调查研究是从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木星的卫星开始的，这引发了后来开普勒(Kepler)发表革命性的宣言：天体的性质与地球上的物体完全一样。而这又成了后来牛顿天体机械理论的基础，在物理宇宙中，各运动定律皆可适用。

    整体来说，除了这些可能会产生的困扰之外，缺乏科学知识的缺点并不影响到哲学经典作品的本身。原因是当我们在阅读一本哲学书时，所感兴趣的是哲学的问题，而不是科学或历史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要冒着重复的风险再说一次，我们要强调的是，要回答哲学的问题，除了思考以外，别无他法。如果我们能建造一架望远镜或显微镜，来检验所谓存在的特质，我们当然该这么做，但是不可能有这种工具的。

    我们并不想造成只有哲学家才会犯我们所说的错误的印象。假设有一位科学家为人类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而困扰。这是个规范哲学的问题，除了思考以外没有别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