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地眺望着越来越逼近的码头。

    “安梅，你要准备着过一种新的生活，你会住进一幢新房子里，你将有一个新父亲，许多新的姐妹们，还有一个小弟弟。你会穿好的、吃好的，高兴吗？”

    我只是点点头，没有做声，我想起了远在宁波的弟弟，他哭得那样伤心！我母亲夏然住口，再也不提什么有关我将面临的这个新家庭的事，因为这时铃声响了，船上的听差报告着，船已靠岸了。母亲很快地叫过搬运工，把我们两只小箱子指点给他，同时付了他们小费。她做得那么顺手，好像天天在做似的，对这一套已十分得心应手。随后，她又小心翼翼地打开另一只盒子，我看见里面躺着五六只死狐狸，它们张着小嘴，瞪着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后面，拖着一条蓬松的尾巴。母亲却把这骇人的玩意围搭在她颈脖上，然后紧紧拉着我顺着人流下了甲板。

    “安梅，跟上，你怎么走得这样慢！”她频频对我说。我拼命拖着双脚跟上，可我的鞋大大，使我觉得十分吃力。人群乱哄哄的，人们提着沉甸甸的柳条箱或包袱，吆喝着在人群中抢着道，也有穿着打扮与母亲一样的外国女人，挽着他们丈夫的臂肘紧张地移着步子；有钱的太太们大声训斥着跟在他们后面的女佣人和听差……

    天色已近中午了，虽然外边很暖和，可天上却布满了灰云，层层叠叠的。

    我们站在马路边等了半天，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力车不时从我们眼前掠过，可就不见一个来接我们的人影。母亲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己招了一辆人力车。

    母亲和车夫讨价还价了半天，我们终于登上了车。一路上，她不住地抱怨着飞扬的尘土，街上的臭味，坑洼的路面，被耽搁了的时间和她的胃病，然后，她又把抱怨引到我身上：我的新衣服上已经有了一个污点了，我的头发也是乱蓬蓬的，还有我的扭扭歪歪的蛇一样的两只长统袜。我试着要改变她的话题，便不时跟她打岔，一会指着个小公园问她那是什么地方，一会指着拖着长长的两节车厢的电车……

    她更不耐烦了：“坐好，安梅！别看热闹。我不是带你出来看热闹的，我们只是回家去。”

    待我们终于到家时，两人都已精疲力竭了。

    二

    打一开始起，我就料到我的那个新家决不会是一般的小家小户，母亲早就跟我说过，那个叫吴青的男人，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专门经营地毯。他住在英租界的一幢华屋里，那是天津市最上等的地段，离马场道不远。

    那房子，是外国人建造的。吴青十分洋派，喜欢洋货，因为是外国人令他发财的，所以为什么我母亲也必须穿西式衣服。中国的暴发户，都喜欢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阔气。

    但待我真的来到吴青的家门口，还是给那种气派给镇住了。

    他家的大门，完全是石头砌成的中国式拱门，乌黑油亮的黑漆大门，配着一个高高的门槛。门内的院子，着实让我开了一番眼界月B里既没柳树也没飘香的肉桂，更不见楼台亭阁或荷花池之类，只见沿着砖石砌出的宽阔的走道两边，是两排葱葱郁郁的矮冬青，冬青后边分别是一片碧毯般的草地和喷泉，过道尽头，是一幢西式的三层楼洋房，每一层都凸出一个长长的铁栏杆露台，房顶四周，伸出四只烟囱管。

    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巴结地迎出来：“太太，你回来啦！没想到！”声音尖尖的，把我耳膜都刺疼了。这是杨妈，母亲的贴身女佣。她一口一声地称母亲“太太”，这是中国对主妇的尊称，这样显得母亲像是吴家的正宗太太，而不是小老婆似的。

    杨妈一边大声叫其他佣人来帮我们拎行李、泡茶和放洗澡水，一边急急地对母亲辩解着：“二太太说过，太太您至少还得待一个星期才回来。看呀，竟没有能来接你！二太太她们，去北京走亲戚了。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