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妈妈！

    ——吴精美的故事

    五个月以前，在一次为庆祝中国阴历新年而举行的蟹宴上，妈送给我一个护身符，那是一块垂在金链条上的玉，这块玉不是我自己看中的。它几乎与我的小手指一般大小，绿白两色相混，精工细作地雕刻着许许多多花纹。依我的目光看，它作护身符不大合适，块头大大，颜色也太绿，而且太矫饰。因此我就顺手把它放进我的一只漆器盒中，过后也就忘记了。

    然而这些天我却想起了它。我弄不懂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妈在三个月前去世了，再无人向我解释它的含义。她去世那天，正好是我过三十六岁生日的前六天。

    现在我天天佩戴着这块玉，我想这上面雕刻的图案，一定有它们特定的意义，因为那些线条和花纹，对中国人常有某种特别的解释。当然，我尽可以向琳达姨、安梅姨或其他中国朋友请教，但我深信，她们所讲的，远远不会就是我母亲所想表示的。即使她们跟我解释过，那上面的石榴花纹，表示妈希望我能多子多孙，可多子多孙了，又怎样呢？

    因此，我也分外注意别人颈上的这种类似的饰物——那种和我一样的约两寸大小的垂物，是椭圆形的，滴绿生青。但我们很多人，佩戴着它却对其含义一无所知。

    例如上个周末在一家酒吧里，我发现有个侍应生，他颈脖上也吊着这么相似的一枚，我便指着我自己颈脖上的那个问他：“你这东西是哪来的？”

    “我妈给我的。”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他妈要给他这个。自然，那已侵犯他人隐私了，活像个包打听。

    这种问题，只可以由一个中国人向另一个中国人发问。反正在一群黄皮肤黑头发人中，两个中国人之间，才有种自家人的感觉。

    “在我离婚后，她把这给我了。我想自有她的道理的。”

    但我却从他话中听出，他自己都对这枚吊饰的意义有所怀疑。

    就在去年的新年饭上，妈一共煮了十一只蟹，每人一只后还可以有个人多吃一只。那是她和我一起在唐人街上买的。我爸妈的住处，离我供职的广告公司只相隔六条马路，因此一周中，我倒有两三次，在下班后弯到他们那里去，妈总烧好一桌好菜等着我。

    那年的中国阴历新年是周四，因此我早早地下班后，便陪着妈去采购年货了。

    妈七十一岁了，仍旧健步如飞，小小的身子挺得笔直，腋下夹着只彩色塑料包，我则拖着小拖车跟在她后面。

    每次我们在唐人街踱步时，她总要议论一番其他的中国女人。“香港太太。”那次看着两个打扮讲究，穿着貂皮黑大衣的太太走过时，她便低声嘟哝了一句。当另一个戴着手编绒线帽、穿着男式衬衣的女人走过时，她则不屑地翻翻眼睛：“广东人，乡巴佬。”而她自己，则穿着浅蓝色的化纤长裤，上面是大红的绒线衫、外罩一件小孩子穿的绿色羽绒外套——很是与众不同。她是1949年到美国的。自从1944年她从桂林战火中逃出后，她北上重庆，便在那里结识了我爸，然后他们又颠沛到上海，再从上海出逃到香港，然后从那里乘船抵达旧金山。她跋涉了好多地方。

    她边走又边向我抱怨我们二楼的那个房客：“……真个是，甩也甩不掉他们……”早在两年前她就借口有中国亲戚来住，而要赶出他们，但那对房客就是不理会她，说他们将按期付清房租，却不会迁出：除非她的中国亲戚真的到来。从那以后，我就不得不耐着心去听妈编派那两个房客的坏话了。

    “那个男人，每倒一次垃圾，要用那么多的垃圾口袋，这不是存心要我破费吗？”

    那位太太，是个黄头发的、很有艺术家气质的女人，一次曾经把自个房的墙壁漆成吓人的大红和大绿。“真是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