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疤

    ——许安梅的故事

    小时候，在中国，外婆就者跟我说，我妈已是个鬼了。但我妈并没死，一个活人，是不能叫“鬼”的。所以我明白，外婆这样做，是存心要我忘记妈，权当她已死了。事实上，我已渐渐对妈印象淡薄了。我的记忆，可以追溯到我们在宁波的那幢大房子，它的楼梯又陡又窄，过道里阴森森的，那是我舅舅和舅妈的房子，我和弟弟，还有外婆，也一起住在那里。

    大人们常给我们讲鬼故事，那种专门要吸孩子血的鬼，特别要抓那种脾气倔，不听话的女孩子。

    我这一辈子，就怕我外婆，特别后来在她病得很厉害时，那简直令我恐惧之极。

    那是在1923年，那年我九岁。外婆浑身肿胀得像只熟透了的大南瓜。原先丰满富态的她，几乎变成了一堆发臭的烂肉。即便此时，她还要把我叫入她那间臭气熏天的房里，说要讲故事给我听。“安梅，”她说，叫着我的学名，“听着，”这是通常的开场白，但她讲的故事都是希奇古怪的，我一点也听不懂。

    一个贪心不足的女孩子，突然肚子大了，而且越来越大。女孩子死也不肯说出怀着谁的孩子，结果她服毒自杀了。后来人们剖开她身于发现，里面是只白白的大冬瓜。

    “一个贪心的人，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外婆最后这样说。

    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个不听话的女孩子。一天，这个女孩子又在与姑母闹别扭，只见她拼命地摇头拒绝听姑母的话，忽然，就在她拼命摇头的时候，她耳朵里掉出一团白糊糊的球一样的东西，就这样，她的脑子就这么倒个精打光，就像泼出的鸡汤似的没有了。

    “这就是所谓的‘没有脑子’，你满脑袋都是自作主张的主意，其他的脑子，就只能给这样泼出去了。”外婆这样告诫着我。

    当外婆病势加剧，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曾把我唤到病榻前，给我讲了有关我妈妈的事情。“你提也不要提她的名字——永远。一提她的名字，就是对你父亲的亵读。”

    我对父亲的全部印象，只是挂在客厅的一幅巨幅画像。一个大个头的，没有一丝笑纹的男人，终日间郁郁不欢地寂寞地挂在墙上。他那对忧心忡忡的双目，总是跟着我的身影转。从大厅直至我自己的房间，我似都能感觉到他那对窥视的目光。

    外婆说，他是在注意我有否失礼和淘气。所以每逢我在学校里扔过小石子、或者不留神丢失了一本书或什么，我便会心急慌忙地机械地窜过父亲画像跟前，然后回房躲在角落里，心想这样他将看不见我了。

    我深深觉得，我们的家，是如此的压抑和不快，但我的弟弟却对此浑然不觉。

    他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追逐小鸡，和小朋友们嬉闹，大声喧闹着尖叫着，寂静的房子里，数他最闹，只要瞅着舅舅和舅母出去，他就在他们很好的丝绒沙发上窜跳践踏。

    但是，他也很快就不再快活了。在一个酷暑季节，外婆已经病得很厉害，我和弟弟在门外看热闹，一家邻居正在大出殡，当他们走过我家门口时，那位死者的照片突然从座上掉到尘土埃埃的地上，一个老太太当即大叫一声，晕了过去，弟弟见状哈哈大笑，舅母即时给了他一个耳刮子。

    舅母对待孩子，向来粗暴得很。我弟弟不服地瞪了她一眼，她马上训斥他目无尊长，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就像我们妈妈。舅母的舌头不住地掀动着，就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她滔滔不绝地数落着我母亲，说她竟是如此糊涂，那样急不可待地跑到北方去嫁人，急得连自己陪嫁的那十副银筷子都不带。这是丢脸，败坏祖坟的风水。弟弟则指责舅母，说是她把母亲给唬走的。舅母即刻破口大骂，说什么我妈跟了个叫吴青的人走了，那男人早已有了老婆，还有两个姨太太，并且已有了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