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打电话答应给我工作到今天已经两周了。在此期间我一边慎重地考虑他的建议一边焦急地等待改写《心脏与处女膜》的稿费。

    这一天下午我又跟往常一样信步朝信箱走去等候邮差的吉普车，确信我最近寄给考夫曼先生的那封考虑周到的信总该有个满意的回音了吧。那封信是八天前寄出的——去除信在两头路上花的两天，去掉周末，再给他的会计一至两天办手续，今天下午这份等待已久如此难产的账单无论如何也该跟其它邮件一起到了。

    邮差的吉普车开上来了，他连最起码的招呼都不打。就在他往信箱里扔邮件时我抓住了他的胳膊。急不可耐地拆开信捆，多数都是那些熟悉的东西。过期的电话费和断线通知。电费和警告。弗吉尼亚长途台的催款单。罗杰斯特一家我从没听说过的公司的冷冰冰的威胁。妈的！没有一个信封上带有漂亮的考夫曼联合公司的标识。

    我慢慢往山上爬，心中作出决定，趁着电话还没有掐断，最好给纽约打个长途把事情搞清楚——当然要委婉些。我边在脑子里温习着关于他小小的疏忽的一番话边拨号码。电话那一端的铃响了一下就断了，接着又响起了另一种声音。话务员说话了。

    “您要的号码是多少？”她问。

    我把伯尼的电话号码给了她。停顿。

    “对不起，”她说，“这个号码已经停止使用。”

    “什么？你肯定吗？”我问道。为保险起见，我重申了伯尼的电话号码，然后我们又重复了一遍上述过程。

    “没错，先生，这个号码已停止使用。”

    我挂断电话，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又给纽约市长途台打电话。

    “我找了，先生，”咨询员说，“可是目录上没有考夫曼联合公司。你肯定拼对了吗？”

    “当然。他在电话簿上。两星期以前我在纽约的时候还亲眼见了呢。”我说，可心中已经开始敲鼓，怀疑治安维持会又在跟我捣鬼。

    “您要跟我的上司通话吗？”她问。

    “好。好。请。”

    停了好长一会儿，另一位妇女的声音出现了。

    “先生？”

    “喂？喂？”

    “经查实，麦迪逊街475号曾经有一家考夫曼联合公司。不过那里的电话已在客户的要求下切断了。”

    “哦……”我叹出一口气说，“他们没有留下别的电话号码？”

    “据我们所知没有。”

    “也许是不列入电话簿的号码？”

    “如果有那么个号码的话，我们会知道的，尽管我们可能不知道号码是什么。”

    “噢……明白了。”我撂下电话，心里一团乱麻。我抓了抓头皮想，现在怎么办？得给Z先生打个电话把这事情弄清楚。

    “好啊，努德尔曼。”Z先生咬着说，“出什么事了？”

    “有件事真奇怪。我给伯尼?考夫曼打过电话，可是怎么也打不通。他的电话号码变了，也许给掐了——”

    “你没听说吗？”

    “听说？听说什么？”

    “没有人告诉你吗？他死了。”

    “死了？”我声嘶力竭地喊道。

    “差不多两周以前。心脏病。才54岁！他们在圣路易斯的一家旅馆房间里发现他的。”

    “圣路易斯？那我的支票怎么办？”我着急地说。

    “他没付你钱？”

    沉默。

    “听我说，努德尔曼。还有更坏的消息。他死的时候身无分文。”

    “身无分文？伯尼？伯尼?考夫曼？”

    “他死前两天刚刚申请破产。”

    “我——我——我不懂，”我晕头转向结结巴巴地说，脚下的世界在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