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我问。他们把我领到一张桌子面前，上面散放着昨天夜里扣留的我的全部行当。

    “指控结束了。”那个瘦瘦的灰脸皮看守说。

    “结束了？”我吃惊地问，赶忙抓过皮带和鞋带系好。结束了？就像刚才那样？我很惊讶，忽然想到一定是有某一位有权威的善人在帮助我。

    签在这儿，他们说。我把名字草草地签上，匆匆跟在警卫身后走下楼梯穿过最后的几道门。

    下一步怎么办？我边呕吐边想。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我看见谁了呀？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商人和作家，大好人伯尼?考夫曼。他站在屋子那一端正盯着鞋尖专注地思考着什么。

    “伯尼！”我高兴地说着快步朝他走过去，他心不在焉地瞅着这个准备与他的解救人拥抱的自由了的犯人——考夫曼先生脸色不好，又憔悴又难看，好像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看到了蓬头垢面的我，这位一向侃侃而谈的企业巨子，英语语言大家，结结巴巴地开了口。

    “发——发——发生了什——什——什么事？”他口吃地说。他上下打量着我，警觉与惊讶使他的脸像霓虹灯一样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

    “瞧，我真的十分抱歉不得不把你叫来。”我道歉说，对于把伯尼拉进我的生活的泥淖感到懊悔。

    “警察对你那个了吗？”他往后迈了一步问道，也许为了站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也许想看一看我的褴褛与创伤——很难说是为什么。

    “没有。没有。与我所经历的相比，跟他们在一起算是件乐事哩。”就是在那儿，我们双双站在警察所里水泥地上，我向他道出了一切，告诉他昨天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我怎样被打与被抢，小流氓怎样一分钱也不给我剩，连汽车票也拿走了，后来我怎样在地铁里不知所措地徘徊，后来又怎样被警察带走，他们怎样指控我犯有流氓罪以及编造出来的一大套罪名。“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我给城里的朋友们都打过电话，可是一个人也找不到。我试了一遍又一遍，等等。等等。等等。连我的律师也上夏威夷度假去了——你能想象吗？到头来你是我惟一能联系上的，”我用尽了溢美之词滔滔地说，“我非常抱歉不得不……”

    “好啦。好啦。”伯尼有点冷冰冰地说，我不敢肯定我们两人谁会相信这些鬼话。

    “不知道该怎样报答你，”我笑着拿起他的手使劲摇了摇，然后飞快地朝门口走去。

    “可是，你去哪儿呀！”他犹豫了一下喊道，紧随我后边跑下石阶来到布朗克斯寒冷的空气中。

    “回家呀。”我理所当然地说。冷风飕飕地吹进裤子上的破口，我感到透心的凉。

    “回家？你打算怎么到家？”

    “怎么到家？”

    “你的汽车票。我想它已经被人偷了。”

    “汽车——？噢！对！”我尴尬地笑了，演戏似地拍了拍前额。

    在去港务局公共汽车终点站的出租车里，一向健谈的伯尼一句话都没说，甚至不谈他的事，只是朝窗外看去。我心想，他生气了？讨厌我了？很难过而又不愿意表露他的感情？漠不关心？主啊，伯尼，你倒是说点什么好不好？

    车子开到曼哈顿中城，计数器已跳到不小的数目。伯尼终于转向我柔声问道：“吃早餐了吗？”

    “没有。”我不假思索地骗他说。不过，在弥天大谎之中再多一个小小的谎言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如果我的估算是对的——我也认为伯尼该招待我一顿了。现在不利用一下，谁知道何时才能有机会？我在想，倘若我们要分手，那就吃一顿再分手吧。

    在50街中部，恰巧是斯泰芬把我撂下来的地方，伯尼让司机停车。伯尼把一沓钞票放在防弹挡风板下的小盆里之后我们下了车朝一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