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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早上,为了证实一个要开始的工作——后来查明这不是真的——我撞上了老朋友,屋顶修理工佩里。确切地说不是撞上。我正在城里漫无目的地乱转时听到远处有人叫我,环顾四周不见人影,抬头望去发现他正从法院楼顶向我招手。他以自己干练的方式已经在这楼顶干了两个星期,好像专门在那里观察古伯斯威尔镇上人来人往似的。
“见你在下面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找活儿干呢。”他解释说。这时我已经爬上了摇摇晃晃的梯子,喀嚓喀嚓地踩着已被他铲除了积雪的又滑又陡的雪道来到他跟前。我注意到从他坐的地方可以饱览全城,因此就无法再抵赖。
“是啊,我已经找了一阵子了,”我尴尬地笑了,“你还看见什么了?”
“看见你在古伯斯威尔剧院门口偷偷地拣掉在地上的爆米花。”佩里边说边用牙齿咬下烟头,他的大长尖脸绽开了笑容。
“那是为了喂鸟。”我撒谎说。
“用爆米花喂!”他挤眉弄眼诡谲地说道。
“大冬天的你爬到房顶上来干吗?”
“你看像干什么的?”他边笑边指挥我干活,让我从钉在屋顶的一块平板上给他递瓦板。
我扔了一阵子后又爬上去骑到法院屋脊上。一旦放松下来放眼望去,全城厚雪覆盖的屋顶尽收眼底,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佩里对修房顶的工作这么热衷。佩里从越南回来以后越来越远离人群。我靠着烟囱看他小心翼翼地往一块新铺的瓦板上钉钉子,心想他还能选择什么比这更好的职业呢?我在房顶上找到了平衡,心中也隐隐约约意识到,那种极度的快乐正是来自这处只留给鸟与疯子停留的地方。从一方面讲,这工作给了人们以希望,我是这样认为的,佩里不分冬夏不停地在房顶上做修缮工作,使之不再漏雨渗水。我是说,这是一方面。然而,佩里的与世隔绝隐含着某种东西使我焦虑不安——尽管我说不上来究竟是什么。
“嘿。醒醒。起来。别在那儿瞅着我睡觉了。”他在离房檐只有一寸远的地方喊道。“拿过一捆来。”我提起一捆瓦板,战战兢兢地慢慢朝他挪动,尽量不朝房檐下边瞧。就在他从我手中抓过那捆重物时恰巧一股强风直冲檐下刮来。我感到自己就要被风刮下房顶了,拼命往回退去,总算及时爬到了烟囱那里,为了我宝贵的生命我死死抱住烟囱再也不肯松手。
“真笨。”佩里朝我笑起来,他的两只脚轻松地站在那么陡的地方,真玄。
“不要惊慌。凡是掉下去的都是害怕的人。”
“我是很怕。”
“嘿,想不想很快挣到50块钱?”他大声说。
“在这高处?”我颤抖地说。
“不。不。你要做的是开一个窗户。”
“什么样的窗户?”
“窗户就是他妈的窗户呗。就是一个大玻璃的观景窗,懂吗?很容易。你至少会做个窗户吧?”
“你不想干那份活儿?”我支支吾吾地说。
“我是想你不正急着找活儿干吗?”他说。他敲着钉子,嘴上的香烟耷拉着。“听着,别问我这么多混账问题。你要干的就是简单地开一个口子,把窗户装进去,然后——嘿,你可别干砸了,不会吧?”他忽然想起什么抬起头看了看我说。
“当然不会,为什么干砸了呢?”
“别问我呀。听着,如果我送你去,你可一定得把活干漂亮才行。是我推荐你的。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当然明白。别那么紧张。相信我。”我说着耳边响起50个银币掉进取款机的叮当声。
又给佩里递了几捆沉重的瓦板后,终于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佩里若有所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