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叶像个孩子般眨巴着眼睛，这个时候，她变成了孩子，嘴巴颤抖着。她嘟喃着说自己一个人来到河边——“只是在想些事情而已”。

    “小姐，难道你没看到那个告示吗？‘警告：禁止行走’，‘危险区域’，不要靠近那条河，小姐，你必须明白这一点。”

    朱丽叶点着头，强忍着不哭。哦，她根本就不想哭。她并不想告诉这几个充满敌意的陌生人她的名字，这真是糟糕透顶了。

    在警车的后座，隔着一道粗糙的铁丝网，她本想问：我被捕了吗？但气氛有点沉闷，开个玩笑可能会产生误会。

    出乎意料，一旦朱丽叶顺从、屈服了，警察对她非常和善。那个在河堤上对她喊话的警察跟她说，在圣玛利亚他有一个和她一般大的女儿；那个司机，一个年轻一点的人，通过反光镜观察她，对她说像她这样的女孩，这个年龄，这么漂亮，又独自一人走在这样的地方，即使在白天，也“不会百分之百安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小姐”。

    这腔调多像罗约尔啊！“明白，警官。”朱丽叶咕哝道。

    他们把她送到波罗的海街的家中。她不得不告诉他们她的住址和姓名，当她告诉他们“波纳比”时，她看到了他们脸上恍然的神色。

    6

    在1977年那个潮湿，蚊虫滋生的夏天，约瑟夫?潘高斯基走进了他们的生活。对于这个人，阿莉亚总是喜欢嘲笑他是个“鞋匠”，“喜欢音乐的犹太人”，有时候也叫他“有以色列血统的波兰犹太人”。

    很难知道阿莉亚对潘高斯基先生的感觉，她不许朱丽叶向钱德勒和罗约尔说起关于他的一个字。钱德勒很纳闷儿，不经意地对这两个“跟班儿”表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友善；罗约尔则会奚落她。阿莉亚警告说，她没有心情听这些奚落。

    与和同龄人在一起相比，朱丽叶觉得和成年人在一起会更自在些，她以前从没遇到像约瑟夫?潘高斯基这样的人，她就像对外星小生物一样对他非常着迷。可能你会认为这样的小生物你不会在意，对你自己而言毫无意义；所有的一切只和他有关，神秘而又难以琢磨；你还不敢蛮横无礼和表示质疑，否则将要面对一张满是伤痕和针脚、使陌生人错愕、孩子们好奇的男人的脸了。

    他的手腕上有文身，对此，朱丽叶从来没有问过。

    约瑟夫?潘高斯基并不是沉默寡言的人，对于某些话题他很健谈。而面对令他狂热的事物，他会紧张、反应剧烈、说话也结巴。他喜欢看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他总是在午夜剧场看这些。他认为自己是个“棒球迷”。他坚信艾森豪威尔会证明自己是美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总统。（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逝世多年后，他痛斥麦卡锡那美国盖世太保的丑恶嘴脸。）他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跟朱丽叶说她的歌声，特别是德国民谣，给了他许多欢乐，这让朱丽叶感到尴尬。阿莉亚勇敢地弹钢琴同样也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遇见他们，他感到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潘高斯基先生已经单身好几年了，独自一人生活在南码头（市区东边一个鱼龙混杂的小区），以修鞋为生。他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年，远离了纽约的北部，虽然都已成家，但没给他生个孙子或孙女。“他们年轻人总是抱怨，‘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这个邪恶的世界来？’他们自以为像我们一样，过着在欧洲的父辈们的生活。他们伤透了我们的心。”阿莉亚对于这种内心的倾诉感到很不安，说，“孩子们生下来不就是为了伤父母的心吗？”

    但是潘高斯基却希望严肃地探讨这个问题。在阿莉亚眼中，这是这个男人的缺陷：他不能够，也不愿意在最需要开玩笑的时候开个玩笑。

    他们去参加风景公园的夏季露天音乐会，阿莉亚快速地走在前面，急不可待地找到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