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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2月17日，我从睡梦中睁开眼睛，听到了一连串的声音：首先，床铺另一侧的电话响了起来，把我们在凌晨五点零四分吵醒，无疑是发生了什么灾难；然后，我听到瓢泼大雨敲打在我们维多利亚式老房子的屋顶上，雨水正悄悄地从各处灌进地下室；最后，是休的下嘴唇发出的小小噗噗声，声音间隔绝对准确，宛如一架节拍器。二十年的噗噗声。即使在他醒着的时候，我也能够听到这种声音，晚饭之后，当他坐在高背皮椅上，阅读那些从地上高高摞起的精神病学刊物时。这声音似乎已经成为我整个生命的节拍律。

    电话铃又响起来了。我躺在那儿，等着休把话筒拿起来，我肯定那是他的某个病人，大概是那位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昨天晚上打电话来，确信自己被中央情报局围困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一栋联邦政府大楼里。第三声铃响，休伸手摸索话筒。“是，喂。”他说道，他的声音粗糙，夹杂着睡意。我翻过身背对着他，望着房间另一端湿漉漉的窗户上透进来的熹微晨光，想起今天是圣灰星期三，心中不禁涌起了一阵负疚的感觉。我的父亲是在我九岁那年的圣灰星期三去世的，他去世的方式令人费解，除了我之外，人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起码部分是我的过错。他们说，船上起了火，油箱爆炸了。几个星期之后，船的残骸被冲到了岸上，其中包括一块上面印着“杰茜海号”的船尾板。他将船以我的名字命名，不是我的哥哥迈克，甚至也不是他深爱的我的母亲，而是我——杰茜。我闭上眼睛，看到了浓烟滚滚的火焰和咆哮着的橘黄色光芒。查尔斯顿市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这次爆炸很可疑，有过某种调查，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些情况都是我和迈克偷偷从母亲梳妆台的抽屉里的剪报上了解到的。母亲的梳妆台抽屉是一个奇怪而秘密的地方，里面装满了破裂的玫瑰念珠、丢弃的圣徒牌和圣卡以及一尊左臂残缺的小耶稣雕像。母亲没有想到我们敢去碰那些破烂的圣品。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会涉足那个可怕的圣地，痴迷地阅读那篇文章，尤其是那一行字：“警方推测，他烟斗中飞出的火星导致油管漏油处起火。”烟斗是我送给他的父亲节礼物。在此之前，他甚至从来没有抽过烟。每当我想起父亲，我就会想到“可疑”这个词，想到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就在世界各地的人们——我、迈克和母亲——在教堂里把圣灰抹在额头上的时候，我的父亲却化成了灰烬。然而，这不过是命运众多嘲弄中的一部分罢了。“是的，我当然记得你。”我听到休朝话筒里说，我的思绪被猛地拉回到电话上，拉回到这个朦胧的早晨。他说：“是的，我们很好。你那里怎么样？”这听起来不像是病人。也不是我们的女儿迪伊，这一点我能肯定。从他讲话的正式口气中我可以听得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休的某位同事，或者医院里的某位实习医生。他们有时会打电话来请教病例，但是，通常不会在早上五点钟。我从被单下面溜下床，赤脚走过房间来到窗前，我想看看大雨有多大，会不会又灌进地下室，把热水炉上的指示灯冲坏。我望着窗外冰冷瓢泼的大雨、淡蓝色的雾气和已经涨满了水的街道，打了个寒颤，希望我们的房子更容易暖和起来。当我们购买这栋又大又不实际的房子时，我几乎把休给逼疯了。尽管我们在这房子里已经住了七年，我仍然拒绝批评它。我喜欢那十六英尺高的天花板和镶有彩绘玻璃的楣窗。还有那个塔楼——天哪，我太喜欢那个塔楼了。多少房子有这样的塔楼呢？你必须爬上塔楼中一段旋转楼梯，才能到达我的艺术室。我的艺术室是用三楼阁楼改造出来的，有一面陡斜的天棚和一扇天窗——非常僻静和迷人，被迪伊誉为“长发姑娘的塔楼”。她总是拿它来调侃我。“嘿，妈，你什么时候会把自己的长辫子放下来呀？”那是迪伊顽皮的时候，迪伊就是那个样子，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