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我黯然不语。

    “这恐怕永远也不可能了。”

    “绝对可能。”我说，“这是怎么了，保尔？我们肯定会来拜访你们。”我说，心想，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了，不，绝不会。现在一切都最终一刀两断了。这里再也没有什么阻碍我，没有通回德国的道路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冯塔纳送我到电梯门。他还从没这么做过。等候厅里坐着两位当事人。

    “幸福，”他说，“我祝你幸福，我的老朋友。只有极少数人拥抱它。大多数人堕落了。如果你堕落了，那对我就太可怕了。”

    “我不会的。”我说。

    电梯在乳色玻璃后面出现了。我打开门。

    “万事如意。”冯塔纳以奇怪的沙哑声音说，“现在你进去吧！”

    我钻进电梯，又看了冯塔纳一会儿。他高大、精瘦，总是那么镇静。他的脸在抽动。然后电梯门关上了。我摁底楼的按钮，下去。我再也没见到保尔?冯塔纳。

    39我在杜塞尔多夫的街上走了老长一段。我仔细地打量一切，像一位游客，好像我还从没见过那些教堂、银行、博物馆、酒店、戏院、公园、国王大街上的大商店、高架路和车流似的。我观看这一切，听到带莱茵口音的声音，我知道，我将永远不会再见到和听到这一切。不，永远不再，因为我不会来参加有关生活费的谈判。我现在有完全不一样的计划。这天下午，我就这样告别了杜塞尔多夫。

    我累了，坐出租车返回酒店。我告诉一个门卫，明天我想搬出去，需要一家搬运公司，把我放在套房里的一切收拾好、运过去。门卫保证，到明天上午想办法找到这么一家公司。我把昂热拉的地址告诉了他，让他把我的所有邮件都转寄到那儿。

    “很好，卢卡斯先生。您又得离开我们了，真令我遗憾。”

    我上楼回到我的套房里，坐到客厅里的大窗户旁，观看了一会儿洛豪森机场上降落和起飞的飞机。这个夏天的傍晚夜色来得很晚。我叫了一瓶威士忌加冰块和苏打水，然后我边喝边一封封拆看我的邮件。其中有许多非常有趣的信。我把它们一一撕碎了，因为我现在正要步入一种崭新的生活，一封也不打算回复。我看到了银行通知。在我取出了八万之后，户头上只剩下很少的钱了，但很快就会多起来，多得不管法庭判给卡琳多少，都足够给她。

    门卫打来电话。厅里有一位送信的，拿着一只大信封。“请您让他上来。”我说。那个年轻人来了，我给了他小费，然后拆开信封。那是环球保险公司的退休合同书。它感谢我多年来忠诚和献身的贡献，祝我万事如意，尤其是祝我健康状况好转，问我今后将退休金跟以前的工资一样汇到我的户头上行不行。如果我不反对，将像至今那样汇钱。我不想再对环球保险公司讲什么。

    于是我将信一封封撕碎，没有一封是我想回复或者必须回复的。我突然觉得，我在德国这儿什么也不必再做了。在戛纳，是啊，在那里我还有事要做。可是在德国呢？啥事没有。最后，我手里还拿着一张用手工纸做的卡片。某一个我想不起来的人宣布他结婚了。那是一则非常机智的、高雅的启事。我盯视它良久，然后拿起电话听筒，要求跟戛纳通话。

    昂热拉马上就来接了。

    “罗伯特！你好吗？”

    “好极了。”

    “你喝酒了，罗伯特。”

    “对。”我说，“我还要喝更多。这里一切都顺利，我是高兴得喝酒。”

    “是你的公司那边吗？”

    “我的公司那边，对。”

    “你查出的一切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非常深刻，”我不费力地说，“印象深刻得不得了。他们特别夸奖我……夸奖……怎么说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