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房，门缝下的地上有一张纸条。那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我每天早上向圣盖特鲁德为你们祈祷幸福。阿尔奉欣?佩蒂。”

    “这座圣盖特鲁德教堂坐落在火车站附近。”昂热拉说，“阿尔奉欣住在火车站附近。”

    “你的清洁女工在那儿祈祷。”

    “对，每天早晨。”昂热拉说。

    我一个人站在前厅里，手里拿着纸条，因为昂热拉跑进卧室脱衣服去了。途中她将厨房、客厅和暖房里的电视机全打开了。正播放第二遍晚间新闻。

    昂热拉又出现了。她穿着一件毛巾布短浴衣和拖鞋，戴着耳环。我脱去我的衬衫和我的鞋，坐到厨房里的凳子上，望着昂热拉以最快的速度做一道俾斯麦鲱鱼色拉。当她在厨房和平台之间来回跑时，她听着新闻。我帮她铺外面的桌子。我又俯瞰着城市的灯海和茫茫的大海。我现在不能跟昂热拉讲话，她在听新闻，贪婪地吞进每个词。我也是——谈的几乎净是英镑的贬值。其它的大工业国家，主要是美国，要求马克增值。芬尼俱乐部在巴塞尔开会。日本股市反响强烈。意大利也一样。

    我从康托码头给“庄严”酒店打过电话。那里没有给我的留言，也没有电报。拉克洛斯没联系。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基尔伍德还酣睡未醒吗？巴黎的那些高级人物还没到吗？

    昂热拉在她的电视机之间跑来跑去，浴衣敞开着，我一直看到她秀长的双腿的上部。除了鲱鱼还有花式面包，那种白面包，以及克隆堡啤酒，冰冷的。我们坐在平台上，边吃边喝，望着对方。

    电视机里正播放一场演出。三台机子里响起音乐。

    “它们美不美？”昂热拉说，将头转来转去，让耳环的钻石闪烁，“是不是美极了？”

    “你，”我说，“你美极了。”

    电视里的演出中有许多非常老的感伤歌曲。昂热拉和我收拾走了盘子。我们在平台上跳舞，客厅里的灯光洒落到平台上的花海里。我们跳得很慢，紧搂着，她两臂抱着我的脖子。我们边舞边吻对方，一再地吻。

    “好在咱们俩都吃了鲱鱼。”昂热拉说。

    她停下来。她的吻越来越亲热，越来越强烈。我感到：她今天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做一切。这时我突然明白：我不能骗这个女人，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我一秒钟也不能再骗她！

    我在她的拥抱中说：“我没对你讲真话，昂热拉。我结婚了。”

    我能感到她如何僵住了。她缓缓地、机械地松开我，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关掉电视机，回到平台上。她坐到一张藤椅里。我坐到秋千里。我们沉默。

    “婚姻很不幸。”我终于说。

    “是的，当然是了。”昂热拉愣愣地说。现在她又讲起法语来。“所有男人的婚姻都不幸。他也是，他，我为了他……”她顿住了，“他的婚姻不幸得可怕。”

    “我是真的。”我说。

    “住口吧。”她说。

    “对不起，昂热拉……”

    “叫你住口！我不跟已婚的男人恋爱。你……你很诚实，还是向我讲了实情。但现在结束了。拿去，收起这耳环吧。”

    “不。”

    “收起来！”

    “不！”

    她跑进厅里，我的衬衫挂在那儿，她将它们塞进一只口袋。她又走回来。

    “我跟我妻子谈，”我说，“我离开她。这是我今晚还想对你讲的。我请求跟她离婚。我妻子，她比我年轻。她面容姣好。她也早就不爱我了——如果她什么时候爱过的话。”

    “说说而已。”昂热拉说，坐回她的椅子，“空话，空洞的话。一文不值。”

    “我是认真的。我还从没对什么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