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在这场危机中，受害的首先是最小的人物，那些储户，而大人物和那些非常大的人物，他们是这一发展的获利者。这，正如我所讲的，只是这场不幸的第一部分。”

    啊哈，不幸来得不似雨……36“第二部分是什么？”我问。

    “我向您讲到过那七百亿美金。”弗里瑟说。

    “只要它们还没被用于收购整个工业，它们就操纵在投机商的手里。这些投机商，他们无所不在，手里控制着所有的货币，可以说，他们是在用它们玩车站调车场的游戏①。比方说，他们有一种弱货币，咱们就说英镑吧，或者说里拉，那么，他们就会像烫土豆似的扔下它们，也就是说抛掉它们。这也就是说，他们将弱货币大量地卖给其国家银行，它有义务买下它，而且是以相当贵的汇率。这样，投机商们手里就拿着硬货币——咱们就说日元或者德国马克吧。这样他们就能免受任何货币的损失。但还不仅如此！这些先生让他们的遍布多国的康采恩的子公司在弱货币的国家中欠债，而且是债务累累，接近极限。这样，弱货币国家的信贷物就被抽出，导入硬货币的渠道。这些多国结构的公司以他们的数百亿、数十亿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权力因素，它们强迫政府和发钞银行采取后果有害的行动。”

    ①意即“倒卖”。

    “后果有害，”勃兰登伯格嘀咕道，“对你那些亲爱的小人物有害。”

    “实际上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对大人物丝毫也没有影响，”弗里瑟说，“而只是影响小人物。他们是国家和国家银行被迫采取的保护措施的替罪羊。而投机商们所做的一切，公正和法律都拿它们毫无办法。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这些投机商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法。这是犯罪，是反道德的，是最最卑鄙的——但是它不触犯任何法律。你所处理的这个案子，卢卡斯先生，就是这么个案子。因此我来到这里。因此克斯勒先生来到这里。”

    “谁？”

    “奥托?克斯勒先生。我们部里的一个工龄最长、经验最丰富的缉税人员。他等在隔壁。我只想先向您简单解释一下，好让您理解他要讲的内容。”

    勃兰登伯格摁下对讲装置上的一个按钮。他的令人同情的女秘书不得不适应她的上司的匪夷所思的工作时间。

    “什么事，勃兰登伯格先生？”

    “请叫克斯勒先生进来。”古斯塔夫含糊地说。烟灰落到他的衬衫上，他没察觉。

    门开了。

    门框里站着那个身材高大、长着浅黄色短发、左太阳穴有疤的男人。在那个盛宴之夜，在“庄严”酒店的吧台旁，当我跟后来失踪的倪科尔?莫尼埃交谈时，他就坐在我身旁听。

    他又出现在这里了，这个人。

    我盯着他。

    克斯勒向我微微点头。

    37克斯勒的声音听起来不同于弗里瑟——迅速、冷淡、有力，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成果。他年近六十，看上去年轻些。

    “怎么回事？”我说，“一次再见。”

    “我已去戛纳几星期了，中间有间断。”克斯勒说，这位缉税官是财政部的一张王牌，“我住在‘卡尔顿’酒店。我当然不能让人认出我来。”

    “当然不能。另外，跟我坐在吧台旁的那个姑娘……”

    “失踪了。跟靠她养活的那个男人一道失踪了。我知道。我了解那下面发生的一切，卢卡斯先生。”

    “可您到戛纳干什么来了？”

    克斯勒说：“我们检查了赫尔曼银行的生意，这是联邦德国的一家最有声望、最有名的私人银行。您瞧，我们当然跟其它国家的缉查人员合作。我们交换情报。数月以来，甚至数年以来，我们就在忙于赫尔曼和他跟那位美国人约翰?基尔伍德的生意。”

    “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