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或在战争中出生的人对所谓“大屠杀”很漠然很冷淡。现在的情况却大不一样。

    以前，几乎没有哪个出版商敢于出版这类题材的书籍。

    今天，大部分图书目录都有这种书。学术界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学校开设有关这类内容的课程。今天，许多学校都开了这类课程。说来奇怪，现在这种课居然大受欢迎。奥斯维辛的题材成了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电影、戏剧、小说、国际会议和展览会层出不穷，国家官员们全都出席有关的纪念活动。自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于1993年开馆以来，它已经接待了两千二百多万观众，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

    或许，公众知道幸存者的数量与日俱减，愿意聆听幸存者们讲述即将逝去的往事。当然了，说到底，这一切都涉及到对往昔的追忆，涉及到它们的本源、重要性和影响。

    显而易见，对于愿意提供证据的幸存者来说，为死者和生者提供历史见证是一种责任。他没有权力剥夺后代人对过去的回忆，它属于我们的集体记忆。忘记过去不仅是危险的，也是有害的，忘记死去的人无异于对他们的二次戕杀。

    有时人们会问我听没听说过“奥斯维辛应答祈祷”，我回答说，我不仅没有听说过，甚至不知道这样一场重大的悲剧竟然有应答祈祷。我只知道责任需要“回应”。每当我们提及那个罪恶与黑暗的时代——它是那么近，又是那么遥远——“责任”才是关键词。

    目击者必须挺身而出做见证人，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为了明天即将出生的孩子，他不想让自己的过去成为他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