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人家连听都不要听……假如有自由的报刊，我会把这一切都发表出去，一旦发表，就会促进大家来讨论！

    可是眼下（一九六四年一月）我却只是作为一个不公开的、犹豫不决、忐忑不安的乞求者在各机关的走廊里转来转去，在传达室的小窗口前躬身等待，承受着值班军人的不耐烦的和怀疑的目光。一个政论作家要想让公事繁忙的政府大员们把耳朵腾出哪怕半小时来听听他的话，那他得争取到多大的社会荣誉和照顾才能办到啊！

    但是，这还不是主要困难。我的主要困难，就像当年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队长会上一样，是：向他们讲些什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话？

    把我在这本书里写的那些真实思想全讲出来，既危险又完全无用。那仅仅会是一个社会听不到的人在一间寂静的办公室里发昏而已，那些迫切盼望着的人不会知道，实际问题丝毫也解决不了。

    那么，我该怎么讲？我只要一通过他们那大理石的、镜子般明亮光洁的办公大楼前厅，一走上那柔软舒适的地毯，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些起码的绊羁--这是些用生丝制成的绳子，它们好像穿透我的舌头、耳朵和眼睑，紧紧地缝在我的两肩上，缝在我背部的皮上和肚皮上。我不得不接受的起码的绊羁就是：

    1．我得承认：过去、现在和将来光荣都归于党！（这也就是说，总的惩治政策不可能是不正确的。我不得怀疑整个古拉格群岛存在的必要性。我也不能强调quot;大部分坐牢的人是无辜的quot;。）

    2?我得承认：将要同我谈话的那些高官显贵是忠于其事业的，是关怀囚犯的。我不能指责他们口是心非、冷漠无情、不了解情况。（他们既然全心全意为事业工作，怎么能不了解自己的事业呢！）

    反过来，我本人干预此事的动机倒值得怀疑；我算什么人？既然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为什么要干预？我是否抱有某些肮脏的自私目的？……既使没有我，党也全看在眼里嘛，会全部正确处理的，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干预？……

    为了使自己多少显得理直气壮些，我选择了我被提名为列宁奖金获奖候选人的这个身份。于是，我就像棋盘中的quot;小卒quot;一样，一步步向前quot;拱quot;去，心里想：说不走过了quot;河quot;能当quot;车quot;使呢？

    于是，我来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来到法案委员会。原来这个委员会正在制定新劳改法典，这项工作已进行不止一年了。新法典将是群岛未来生活的规范，它将代替一九三二三年那部确实存在过又从未存在过的、又好像是从来没有成文的法典。这个委员会同意接见我，想让我这个在古拉格群岛成长起来的人了解一下他们的智慧，并把我的一些幼稚想法提供给他们作点缀。

    接见我的共有八个人。其中四人年纪之轻使我惊讶：这些孩子们如果能念完大学就算不错了，看样子不像是读完大学的。他们已升上权力宝座，升得太快了！看，他们在这座大理石的、镶木地板的宫殿里显得多么悠然自得！而我呢，单单被允许进入这里就要经过各级极其审慎的考虑。委员会的主席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巴布欣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十足的好好先生。似乎如果事情取决于他的话，他明天就会把古拉格群岛解散掉。但是，他的任务却是：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默默坐在一旁。其中讲话最多的是两个小老头--活像格里鲍耶陀夫笔下的奥察柯夫时代，征服克里米亚时代的小老头。他们是那种一旦学会点什么就永远僵化在脑子里的典型人物。我敢保证他们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之后连报纸也没有浏览过；对他们来说，不论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他们的观点！其中一人穿蓝色上衣，我总觉得那像是叶卡捷林娜女皇时期的浅蓝色宫廷制服，我甚至看出了那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