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期间，我没有听到任何曾被流放的人讲过一句流放地的好话。但是，关于流放生活的幻想却早在最初关进侦查监狱和递解监狱的时候就产生了。那时，牢房的六面石壁紧紧地挤压着你，使你透不过气，只有关于流放的幻想静悄悄地闪着颤抖的微光，它像海市蜃楼，使得阴暗潮湿的床板上的囚犯那消瘦的胸膛不禁阵阵起伏：

    quot;啊，流放！如果能判流放就好了！quot;

    我自已不仅没有摆脱这种通常的想法，而且，可以说，我的流放幻想还特别强烈。在新耶路撒冷的粘土采掘场时，我一听到邻村的鸡叫就幻想流放。我从卡卢加关卡的屋顶望着属于别人的。庞大的首都，内心也曾祷告：让我远远地离开这里，把我流放到远处去吧！我甚至天真地向最高苏维埃提出过申请，请求把我的八年劳改改为终身流放，哪怕去最遥远偏僻的地方也行，大象quot;对此的回答是根本不理睬。（我当时绝没有想到终身流放早已注定，不过它不是把劳改改为流放，而是在劳改之后流放。）

    一九五二年，埃克巴斯图兹关押着三千人的quot;俄罗斯人quot;劳改点quot;释放quot;了十个人。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被领出劳改营大门！--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可理解的现象。埃克巴斯图兹营建立三年来还没有释放过一个人呢。何况这些人中间谁的刑期也没有满。这么说，是那些在战争初期判刑十年而幸存下来的少数军人得以释放了。

    我们急切地盼望着他们从狱外来信。有几个人间接或直接写信来了。我们得知：他们离开劳改营后几乎全被流放了，虽然原判决书上根本没有提流放。但是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奇怪！监狱当局和我们都很清楚：问题并不在于法律条文，不在于判处的刑期，不在于写在纸上的手续。问题的实质是：政权是强者，它有权对我们这些一旦被划为quot;敌人quot;的人践踏、镇压、扼杀、直至我们死亡。不论是政权当局还是我们，都觉得只有这才是唯一正常的秩序，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安于这样了。

    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人们担心的不是流放者的命运，而是那些虚假的获释者的命运，是那些表面上住在劳改营外、没有警卫看守、已经离开内务部的灰色羽翼保护的人的命运。不知为什么，政权当局认为流放是一种补充惩罚手段，其实，流放不过是囚犯久已习惯的那种不负责任的生存的继续，是他赖以继续顽强地活下去的宿命论基础。流放可以使我们免除自己选择居住地点之苦，免于苦思冥想和再犯错误。流放你去的地方就是对你最适当、最好的地方。整个苏联国土上只有在这唯一的地方人们才不会责怪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只有在这里我们才有无可争议的最后权利占有三平方俄尺的土地睡觉。而像我这样从劳改营出来后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亲人等待的孤独者，似乎也只有在流放地才可能遇到自己的贴心人。

    在我们国家，逮捕时是刻不容缓的，但释放时就决不会着急了。如果某个不幸的希腊民主主义者或土耳其社会党人在监狱里比规定时间多关了一天，那么恐怕全世界的报纸都要为此喊叫起来吧。而我感到十分高兴的却是：服满刑期之后只在劳改营里多留了几天就把我……释放了吗？不，把我押解上了流放的旅程。然后，又押解了一个月，这已经不是刑期，而是我自己的自由时间了。

    虽然是在武装士兵押解下离开劳改营，我们还是遵守监狱里的最后的迷信信条：无论如何绝不能回头望一眼这最后的监狱，（据说回头一望，你将来就还得回到这里！）并且要正确地处理自己在监狱里使用过的小饭勺。（但是，怎样才算正确？有人说，应该带走它，否则就得再回来取；也有人说，应该把它扔给监狱，否则监狱就会追着你要。我用的小勺是我亲自在铸造车间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