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哈萨克斯坦。（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哈勒欣河，怎么能对这些黄皮肤、细眼睛的朝鲜人放心呢！）迁移得十分匆忙，以致这些朝鲜人不得不在没有窗户（一下子哪里去弄那么多玻璃！）的土坯房里度过第一个冬天；迁移得那么秘密，以致除了左近的哈萨克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些移民的事，全国没有一个人向外吐露过此事，没有一个外国记者为此写过一个字的报道。（看，还是把新闻宣传机构控制在无产阶级手里好嘛！）

    他很满意！他记住了。一九四0年就在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近郊又一次采用了这个办法。但是这次不是在夜晚，也不是用端着刺刀的士兵赶走强制迁移者，而是叫作quot;隆重欢送quot;到（刚刚被我国争取到手的）卡累利芬兰共和国去。正中午，会场上红旗招展，鼓乐齐鸣，这是在隆重欢送列宁格勒近郊的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去开发新的家乡的土地。火车把人们带入偏僻地区后，情况就变了。（维?阿?姆曾谈到一批六百名强制迁移者的命运。）在这里，没收了所有人的身份证，武装士兵把人们包围起来，把他们装进（运囚犯的）所谓quot;红色运牛车quot;。后来又装上驳船。到达目的地--卡累利阿内地的码头后，便把他们分别送去quot;加强集体农庄的力量quot;了。这些被quot;隆重欢迎quot;来的、完全自由的公民只好服从分配。只有二十六个人，其中包括给我提供这份材料的人，拒绝到农庄去，而且坚决不交出身份证！这时苏维埃政权--卡累利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代表来了，他警告说：quot;这样下去要死人的！quot;人们反问他：quot;你还想拿几挺机关枪扫射吗？quot;这些人真不懂事。何必用几挺？！对付包围圈里的二十六个人，一挺就足够了。（没有人会为这二十六个芬兰人写诗的！）但是，一种令人不可理解的懦弱、迟钝和优柔寡断妨碍了政权代表采取这一合理措施。他企图把二十六个人离间开。行动人员想一个一个地叫人去谈话，可是二十六个人一起去了。他们这种没有理智的勇敢精神终于占了上风：当局保留了他们的身份证，撤掉了包围。这二十六个人总算没有落到农庄庄员或流放者的地步。不过，这是偶然的，是例外，大批的人还是乖乖地交出了身份证。

    这一切都还是试验。只是到了一九四一年七月才有机会大规模地应用这一办法：这时必须把伏尔加河沿岸日耳曼人的自治的、当然是叛逆的共和国连同其首府恩格斯市及马克思施塔德市完全铲除，并远远地抛到东方去，而且要在几昼夜之内完成这项工作。这时才初次使用了纯粹的、富有活力的、强制迁移整个民族的办法。这个办法看来既简便，又有效，它只须符合一个标准--属于该quot;民族quot;就行了，无须过去那套繁琐手续，每个人立案、审讯、判决等等。在苏联其他地区抓日耳曼族人（个个都要抓），那就不需要地方内务人员有什么高等文化水平来搞清谁是敌人谁不是了。只要姓氏是日耳曼族的，抓就没错。

    体制已经试验过，调整好了。从现在起它就可以铁面无私地抓走任何一个指定的、规定的、命中注定的叛逆民族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干得干净利落：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尔人、加尔梅克人、库尔德人、克里米亚的检按人，最后还有居住在高加索的希腊人，无一幸免。尤其使这个体制显得富有活力的，是quot;各族人民的慈父quot;作出的决定并不通过繁琐的法院判决形式向人民宣布，而是通过现代摩托化步兵的战斗行动宣布；武装师团夜间开进指定民族的居住地区，占据各个重要地点。犯罪的民族早晨醒来便发现它的各个村庄都已处在机枪和冲锋枪包围圈内了。他们听到命令：限十二小时，每人只带自己两手可以携带的东西！（但是，十二小时还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