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流放农民那样凶残的流放，把人们赶到荒山僻野公然置于死地，这样的事从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再发生。但是，我国的流放地却通过其它方式并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一年比一年更加quot;茂密quot;：流放的人数越来越多，流放地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流放制度越来越严酷无情。

    大致可以划分以下几个时期。二十年代的流放似乎是设置劳改营之前的过渡阶段，或者叫预备阶段；那个时期很少有人最后以流放了事，几乎所有的人后来都被扣进了劳改营。

    从三十年代末起，不知是否由于流放人数太多的缘故，流放这种行之有效的限制与隔离形式开始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了。战争年代和战后，流放同劳改营并列，规模日益扩大，地位日益巩固。流放有优越性：不需要投资修建工棚和营区，不需要警卫开支，而且它可以一次处理大批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各个较大的递解站里都备有经常性的母子牢房，关押带孩子的妇女，这些牢房从来没有空过。）流放还可以保证在短期间内可靠而永远地清洗宗主国本土的任何一个重要地区。这样，流放制度的地位就巩固下来了；而且从一九四八年起它开始发挥新的全国性作用，即作为垃圾场和储存池的作用：可以把古拉格群岛处理下来的残渣废料扔到这里，让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再登上宗主国的本土。一九四八年春，对劳改营下达了一项指令：犯第五十八条的罪犯刑满之后，除少数例外，一律quot;释放quot;到流放地去。也就是说，不能轻率地把这些人释放到不属于他们的quot;宗主国quot;里去，而应当把每个人从劳改营的岗楼下押送到流放移民村的警备队部去，从一个笼子移进另一个笼子。由于流放地区是有严格划定的，所以这些地区总起来又似乎构成了苏联（quot;宗主国quot;）与古拉格群岛之间的某个单独的（虽然层次互相交错）国家。与其说流放地是洗净罪恶的quot;炼狱quot;，毋宁说它是一个沾染罪恶的污秽池，从这里只能进入古拉格群岛，而绝不能进入quot;宗主国quot;本土。

    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流放地补充了大批人员，那是从解放了的德军占领区押来的。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又从西面的几个共和国押来许多人。这些流放者的洪流加在一起（甚至不必包括流放的农民在内）远远超过五十万这个数字的几倍，甚至几十倍！须知，曾被称为quot;各族人民的监狱quot;的沙皇俄国在整个十九世纪中流放的人数总共是大约五十万人。

    那么，究竟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国公民因为什么罪行遭到流放（或曰quot;强制迁移quot;）呢？（quot;流放quot;与quot;强制迁移quot;之间的区别尽管不是一直被遵守，至少是时常提及的，这大概是因为这种区别可以给某些人带来行政上的乐趣吧。米?伊?布罗多夫斯基因信仰宗教受到迫害，他对于未经法院判决就流放他感到震惊。可是，伊万诺夫中校却郑重其事地对他解释说：quot;正因为这不是流放，而是强制迁移，所以无须经过法院。我们并不认为您是罪犯，所以并没有剥夺您的选举权呀Iquot;也就是说，没有剥夺他的公民自由权利中这最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嘛！……）

    可以举出几条最常见的可判处流放的罪状：

    l）属于有罪的民族（详情请看下一章）；

    2）已在劳改营服满刑期；

    3）居住在有罪的环境中（诸如；叛逆的列宁格勒、西部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之类游击队运动活跃的地区等）。

    此外，本书开始时提到的各种人的水流中也有些支流溢出来，没有流入劳改营，而是进入了流放地。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断地被抛到流放地来。是些什么人？一般说来，是劳改犯人的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