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是：quot;不劳动者不得食quot;。苏维埃式的流放当然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实行。但是当初正是那些社会主义者久已习惯于在流放中吃免费伙食了！因此，苏维埃政权也没敢立即改变这个传统，只好暂时继续发给政治流刑犯生活费。不过，当然不是发给所有的人，不给反革命分子，而只给政治犯，而且对政治犯也是区别对待的。例如，一九二七年在奇姆肯特地区给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每月发六卢布，而给托洛茨基分子每月发三十卢布。（总是自己人嘛，同是布尔什维克嘛！）不过这已经不是沙皇时期的卢布了，这时租一间最小的房间每月也要付十卢布，每天二十戈比的伙食费是相当艰苦的。越往后越严厉。到一九三三年时，给政治犯的生活贴补是每月六卢布二十五戈比。而在那一年，我自己记得很清楚，买一公斤半生不熟的议价黑面包（配给卡之外的）就要花三卢布。所以，那些社会主义者们到了这步田地也就无法再去向人们讲授语文或撰写理论文章，只好为生存而quot;折腰quot;了。可是，只要谁找到了工作，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便立即取消发给他们的那一点点补贴。

    即使流放者愿意劳动，他也并不容易挣到钱！要知道，h十年代末期正是我国失业严重的时期，履历表上没有污点的人和工会会员有得到工作的优先权，流刑犯无法凭自己的教育程度或工作经验同他们竞争。此外，警备司令部也是压在流放者身上的一块石头：不经它批准，任何机关不敢雇佣流放者。（甚至从前的流刑犯也很少有希望找到较好的工作：公民证上的图章妨碍着他。）

    据帕?斯-夫回忆，一九三四年喀山有一批知识分子流刑犯为生活所迫同意受雇当铺路工，去铺设石路。而警备司令部却斥责他们：quot;为什么要搞这种示威？！quot;但又不帮助他们找别的工作。因此，格里戈里?勃便向行动人员问道：quot;你们最近准备进行什么审判不？要有的话，我们愿意去当雇佣的证人！quot;

    只好去从桌上打扫别人的残羹剩饭了。

    看，俄国的政治流刑犯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哪里还有时间争论和写什么反对quot;信条quot;的文章呢！quot;怎样消磨这毫无意义的无所事事的时间？quot;对不起，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这种quot;苦恼quot;；他们不得不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不致饿死，不致堕落为告密者。

    在我们这个终于从多少世纪的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国家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政治流刑犯那种高洁不屈、调优不羁的态度便像被戳破的气球一样跌落在地了。曾使从前的政权望而生畏的政治流刑犯的力量原来是虚幻的假象！形成并且维持那种力量的是，也仅仅是，国内社会舆论，而社会舆论一旦被有组织的舆论所代替，政治流刑犯和他们的抗议、权利等等就统统会在愚昧迟钝的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和冷酷无情的秘密指令的专横肆虐下被打个落花流水。（顺便提一句，在起草第一批这类秘密法令的问题上也有内务部长捷尔任斯基的一份功劳。）如今，流刑犯的任何一个沙哑的呼叫声，甚至关于他自己的一个字，都不可能再到达自由的外界了。如果一个被流放的一工人写信给他原来工作的工厂，而收到信的工人（例如，列宁格勒的瓦西里多基里洛维奇?叶戈申）在工厂里宣读了这封信，那么这个工人也就会立即被流放。流刑犯不仅没有钱财和生活资料，而且丧失了一切权利；对于这些人，格别乌比他们还是自由人的时候更容易拘留、逮捕、押送到任何地方去，现在没有任何顾忌，就像不是对待人，而是对待胶皮玩具娃娃一样。要想摧毁这些人的生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例如，在奇姆肯特就曾突然宣布：在一昼夜内取消这个流放点！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一昼夜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