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这些情况都给这里的运动带来了损害，给运动抹了黑。

    对于选择了暴力道路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我想，当年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卡莫手下的强盗们把抢来的款项交给党组织财务处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口袋大概未必全是空的。也很难相信领导这伙人的柯巴（斯大林--译者注）会不给自己留下一点喝酒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整个苏维埃俄国都禁止饮酒，但那时他在克里姆林宫里不是毫不客气地一直保存着那个酒窖吗？！

    运动似乎是被制止了。但是眼线们经过这第一次演习也老实多了。肯吉尔营的整个气氛变得清净多了。

    种子已种下。但是它不会立即生长起来，而且也不会长成完全相同的样子。

    对我们宣讲的是：个人不能创造历史，而在个人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是，实际上不正是那么一个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把我们像绵羊一样任意摆布，而我们却连咩地叫一声都不敢吗？！如今人们对我们说：当时谁都什么也不了解--处于队尾的人们不了解，先锋也不了解，只有老一辈的老干部们了解，可他们却宁可选择在角落里服毒、在家里开枪自杀或者领取养老金安静地苟活下去的道路，而不肯从讲台上向我们大声说出实话。

    这样，求得解放的使命就落到我们这些娃娃们身上了。这样，在埃克巴斯图兹，我们五千人便把自己的肩膀放到这沉重的拱顶下面，拼命往上一顶，总算给它造成了一条小小的裂缝。尽管裂缝很小，从远处还看不见，尽管我们自己为此受的内伤很重，但毕竟出现了裂缝，而裂缝是会扩大为缺口的。

    当然，除了我们，除了特种劳改营之外，也发生过骚乱，但是那些血腥的往事已经完全被冲淡、粉饰、洗刷掉了，以至于现在想举出劳改营骚乱的大致次数都不可能。我只是偶然地得知：一九五一年库页岛上的瓦赫卢舍沃劳改营当局曾把三名被抓获的逃跑者放在岗楼前面活活地用刺刀乱刀刺死，因此引起五百名囚犯进行五昼夜绝食，造成很大骚乱，逮捕了许多人。还听说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在奥泽尔拉格的岗楼前面朝囚犯队伍开枪造成死亡之后也发生过一场大骚乱。

    显然，斯大林的劳改营体制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已经面临危机，尤其是特种劳改营。甚至那位quot;全能的人quot;在世的时候劳改营的居民们就已经开始扯断自己的锁链了。

    很难设想，假如他健在的话，这一切将会怎样发展下去。但是，突然，（不是按照经济规律，也不是按照社会规律）那个矮小的麻脸的个人的血管中慢慢流动着的衰老而肮脏的血液停止流动了。

    根据quot;先进理论quot;的说法，这事其实是不应该引起任何变化的。而那些戴蓝滚边帽的人三月五日那天尽管躲在岗楼里痛哭流涕，但也并没有害怕这件事。至于穿黑棉袄的人们（那一天没有放他们到营区外面去劳动），虽然在得知广播哀乐并已挂出黑边旗后把三弦琴弹得叮咚响，却也没有敢抱多大幻想。尽管如此，好象地底下还是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开始震荡、开始移动了。

    不错，一九五三年三月底实行的大赦（劳改营的人把它称为quot;伏罗希洛夫大赦quot;）的基本精神仍然是完全忠于死者的思想的，即：爱护盗贼，扼杀政治犯。这个大赦追求的是刑事罪犯的支持，它把盗贼像老鼠一样撒向全国，让和平居民去受害，宁肯让自由的和平居民在自家窗户上安上铁栅栏，宁肯让警察去把从前捕过的人再重新逮捕。但对于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则严格地按照过去的比例释放；肯吉尔第二劳改分点三千名政治犯中仅仅释放了……三名！

    这样的大赦只能使苦役犯们确信：斯大林之死并未改变任何东西；对政治犯过去没有宽恕过，今后也不会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