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踏上劳改营的道路时，我总想躲避一般劳动，但苦于无计可施。关押的第六个年头我来到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这时却恰恰相反，我决定完全从脑子里清除一切有关劳改营的念头，不再注意这里的关系和形势，也不去考虑对策了，因为这些想法妨碍我的头脑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样，我就不再像一个壮工那样苟且偷安地生活了。许多有教养的人们在迫不得已时正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好好干活，指望被挑选出去当个看守的杂役。不过，我倒是愿意在这苦役营里学会一种手艺。在巴拉纽克的作业班里，我和奥列格?伊万诺夫有了学手艺的机会：我学当砌石工。其实，由于命运的安排，我还当过翻砂工呢。

    起初，我曾有过一些担心和动摇：这样做对吗？我能受得了吗？像我们这样过去从事脑力劳动、缺乏适应能力的人，即使干同样的活儿也要比别人困难得多吧？但是，恰恰是从我自觉地降到底层、并感觉到自己两脚站到这个布满石块的牢固的共同底层上的那一天，才开始了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这些年代最后形成了我的性格特点。如今，不论我的生活还会发生什么向上或向下的变化，我都会对自己在埃克巴斯图兹形成的习惯和观点信守不渝。

    我之所以需要一个清除了杂乱琐事的头脑，是因为我开始写叙事诗已经有两年了。作诗给我以极高的奖赏，它使我不大留心人们怎样对待我的躯体了。有时候，走在垂头丧气的囚犯行列中，在冲锋枪手的吆喝声下，我会感觉到新的诗句和形象涌上脑海，我仿佛在行列的上空飞翔；我盼望着：快点，快点到达施工地点吧，我好找个角落把这几句诗记下来。每逢这种时刻，我感到既自由，又幸福。

    但是，在特种劳改营里怎么能写诗呢？柯罗连科讲过他自己在监狱里也曾从事写作。但他那时的监狱里是怎样看管的呀！他是用铅笔写的，（为什么没有摸遍衣服的第一处折边，搜走他的铅笔呢？）铅笔是他藏在卷曲的头发里带进来的，（为什么没把他的头发剃光？）他是在嘈杂声中从事写作的。（快道声谢谢阳，因为你还有地方坐下来，把腿伸开写字呢！）何况此外还有优待：他可以保存自己的手稿，然后把它送出狱外。（这点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无法理解的！）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劳改营里，即使是在生活区的工棚里也不能这样写东西1（甚至你想为未来的小说拟几个人物名字也异常危险。是黑组织名单吧？因此，我只能把姓名的字根用名词形式记下来，或者把它变成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记忆便成了唯一能够窝藏东西的地方，把写好的东西藏在记忆里，就可以带着它躲过搜查，通过解送队。起初，我不大相信记忆会有那么大的能耐，因而我决定用诗的形式写。当然，实际上是强加于这种体裁的。后来，我发现散文也可以把深藏在脑海中的奥秘压缩进去。一个摆脱了繁琐而不必要的知识的囚犯，他的记忆的存储量大得惊人，而且还会不断扩大。我们对自己的记忆所给予的信赖还远远不够！

    但是，在记住某种东西之前，总想把它写在纸上，先把它润色好。劳改营里允许有铅笔和无字的纸，但是，却不能持有已经写好的东西（除非是关于斯大林的颂诗）。如果你不是在卫生所当杂役，又不是在文化教育科当食客的话，那你每天就得早晚两次在岗楼前受搜查。我决定把诗写在小纸片上，每小片纸上写十二--二十行，润色之后便背下来，然后把纸片烧掉。我自己定了一条规定：绝不使用整张的纸。．在监狱，构思和对诗句的推敲都必须在脑子里暗自进行。后来，我把火柴杆折成许多小段，把这些小断头放在烟盒上摆成两排，一排断头表示个位数，另一排表示十位数。我心里背诵着诗句，每背一行诗就把个位数的小断头往旁边挪一个，每挪完十个，就把十位数的挪一个。（这项工作也得小心翼翼地做。假如在移动火柴杆时嘴唇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