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这些女人的衣服．只剩一件衬衣，再脱掉她们的鞋（那些女共青团员看守们自然都照办了）。行政当局想；让冬天迫使这些没有理性的宗教狂们接受公家的制服并缝上号码吧！但是，妇女们竟宁肯在严寒中穿着衬衣光着脚走，也不同意把灵魂交给魔鬼！

    于是，在这种精神（当然是反动精神喽！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不会那样去反对带号码！）面前，劳改营当局终于屈服了：把信徒们的衣服还给了她们。她们穿上了不带号码的衣服！（叶莲娜?伊万诺夫娜?乌素娃就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在劳改营度过了整整十年，她的内外衣全穿烂了，勉强挂在肩上，遮住身体，但是劳改营的总务处却无法发给她公家的衣服，因为她不在领物单上签字！）

    号码还有另一个使我们伤脑筋的地方：号码写得很大，卫兵从老远就能看清。卫兵们总是在一定的、能够拉开冲锋枪射击的距离看着我们，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所以如果没有号码，他们就分不清穿着同样衣服的囚犯。有了号码，他们就能从远处看到几号在队伍里说话，几号排队没排好，或者没有把手背在后面，或者从地上捡起过什么东西。只要他们回去向警卫队长一报告，那个人就得蹲禁闭。

    警卫队也是扼杀我们微弱生命的一支力量。这些quot;戴红肩章的人quot;，正规军的士兵们，这些手持冲锋枪的孩子们，是一支不会分辨是非、不了解我们、而且不接受任何解释的愚昧力量。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从我们这里传给他们，而从他们那里传过来的只有喊叫声、军犬的狂吠、拉冲锋枪抢闩的响声和飞来的子弹。而且永远是他们有理，我们无理。

    有一次，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囚犯们在修筑铁路路基。那里不是隔离区，没有界限，四周只有卫兵押着。有一个囚犯在被允许的圈子内离开大家几步，想去拿自己扔在地上的上衣，取出包在里面的一块面包。不料一个卫兵举枪就把他打死了。当然，卫兵有理。他只会受到表扬，而且，当然，他直到今天也不会后悔的。囚犯们谁也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满。更没有向任何地方写什么申诉。（即使写了，我们的申诉也出不了劳改营。）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我们五百人到一个汽车修配厂附近去劳动。工地的一边是营区，所以这边没有卫兵警戒。眼看我们就要进入工地的大门了。这时一个叫马洛伊（这个姓有quot;小个子quot;的意思，其实地是个彪形大汉）的人忽然不知为什么离开了队伍，若有所思地朝着警卫队长的方向走去了。给人的印象是：他精神恍惚，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没有举手，没底作出任何一点威胁性的动作，只是沉思着向前走去。这却把那个警卫队长，一个爱打扮的有点流气的军官，吓坏了。只见他转身就跑，一边尖声喊叫着，可怎么也掏不出腰里的手枪来。这时，一个拿冲锋枪的中上迅速跑到马洛伊前面。在相隔几步的地方向他的胸部和腹部打了一梭子弹，边打边慢慢向后退。马洛伊倒下之前还慢慢地继续向前走了两步。他的棉袄的后背上露出了被那看不见的子弹打出的棉花。虽然马洛伊倒下了，可是我们，整个队伍，谁都没动一动。警卫队长惊魂未定，接着就向卫兵们喊了一声，发出了命令。于是，自动步枪便从四面八万响了起来，子弹擦头飞过；事先就在四周摆好的机枪也响了，同时有许多声音，一声比一声更疯狂地向我们叫喊：quot;趴下！趴下！趴下！！quot;子弹越飞越低，有的打在障碍地带的铁丝网上。我们五百人并没有朝射手们冲过去，没有去制服他们，而是全都伏在地上，把脸埋在雪里了。就这样，在那个耶稣受洗节的严寒的早晨，我们在这种耻辱的、任人宰割的状态下，绵羊似地在雪里趴了一刻多钟。他们一高兴就可以把我们全都枪杀掉，而且不必负任何责任：可以说是企图暴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