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或者是加速死亡的到

    来（从炮楼上扫射我们，像德国人干的那样在我们的食品里放毒

    和使用杆菌），或者，也许会是取得自由。不管是哪一种，都能更

    迅速地得到解脱，总比拖到一九七五年的刑满期好些。

    彼佳?帕-弗就是这样打算的。彼佳?帕-弗是我们牢房里从

    欧洲回国的人中最后一个活下来的人。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有牢

    房里塞满了像他这样从欧洲回来的质朴的俄罗斯人，但是，那时

    候回国的人早都已进了劳改营或者入土了，没回来的人也都下决

    心不回来了。可是这个彼佳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在正常人谁都不再回国的时候，自愿回到祖国来的。

    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正在哈尔科夫市的职业学校学习，他是战

    时强迫动员到那里去学手艺的。不久，德国人来了，又把他们这

    帮半大孩子强迫送到了德国。他这个quot;东方奴隶quot;在那里一直呆

    到战争结束。他在那里养成了一种心理状态，认为人应该尽量使

    生活过得轻松些，不要像自己小时那样被人强迫去劳动。在西方，

    他利用了欧洲人的轻信态度和边境控制不甚严紧的状况，把法国

    的汽车开到意大利，再把意大利的车开到法国，减价出售，从中

    谋利。但是，他在法国到底还是被查出来，他被捕了。这时，他

    给苏联驻法大使馆写了封信，表示愿意回到他亲爱的祖国去。帕一弗当时是这样盘算的：如果蹲法国监狱，他就不得不呆到刑期的最后一天，而他有可能被判十年徒刑。回到苏联呢，他由于叛国罪可能被判刑二十五年，但是，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滂沱大雨已经开始落雨点了。而苏联呢，据他说，开战后连三年也保不住。因此，还是去苏联监狱更有好处。大使馆的朋友们自然是很快就来接收他了，并且拥抱了彼佳?帕一弗。法国当局欣然同意把这个盗窃犯移交给苏方。大使馆里集结了大约三十名像帕一弗这样的和有类似情况的人。使馆把他们用轮船舒舒服服地运到了苏联的摩尔曼斯克。靠岸之后，放他们到市内去游逛游逛，然后，就在一昼夜之内又把他们一个个全都逮捕起来了。

    现在，在我们牢房里，彼佳能够代替西方的报纸（他曾仔细阅读过西方报刊关于克拉夫琴科案件的报导），也能够代替剧院（他可以轻巧地用嘴吹奏西方音乐）和电影（他给我们讲述西方影片的内容，边讲还边表演）。

    古比雪夫的递解站多自由啊！各牢房的人有时可以在大院子里相遇。还可以透过窗外的罩斗同院里的囚犯谈话。去厕所时可以走近家属工棚的敞开的、钉了铁栅栏、但没装罩斗的窗子去看看，那里住的是带着孩子的女犯人（她们也都是从波罗的海沿岸一带和西部乌克兰抓来的）。在两座马棚牢房之间的墙上有一个小孔，我们把它叫做quot;电话quot;，每天从早到晚小孔两边总是各有一名好事者半躺半卧着互相交换消息。

    这种自由更加刺激了我们的好斗心，我们更感到自己脚下的土地十分牢固，而看守我们的人们脚下的土地却似乎就要燃烧起来了。于是，在院里散步的时候，我们也不免要昂起头来望望那灰白的闷热的六月天空。假如这时在那天空中出现敌人的轰炸机编队，我们是既不会惊奇，也不会害怕的。我们的生活实在不像生活了。

    从卡拉巴斯递解站来的、往相反方向去的人们带来了一些谣传，说那里出现了小传单，上面写着：quot;受够了！quot;我们互相鼓气，情绪越来越激昂，以至在鄂木斯克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炎热的夜晚，大家都像从蒸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