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跟卡尔萨维娜学习的），又在俄国某伯爵夫人家里学会了一手做细木家具的漂亮手艺。（后来，在劳改营里，无人不夸他的好手艺：他自制了一套小巧的木匠工具，用它给劳改营的头头们做了一张小桌，线条优美一，轻便漂亮，使他们大为惊讶。不错，这张小桌子他整整做了一个月。）后来，他曾随着芭蕾舞剧团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他替意大利拍摄过新闻记录影片。后来，他用了一个稍为有点变音的意大利人名字--若万尼?帕斯基--在意大利军队里当了少校。于是，一九四二年夏天他便随部队又来到他的故乡顿河一带。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是苏联军队仍在继续后退，但他指挥的那个营在这里很快就落入了苏军包围圈。斯帕斯基本人原想拼命冲出去，但是组成该营基本力量的那些意大利孩子们吓哭了；他们想活命！这时斯帕斯基少校动摇了，终于挂出了白旗。他自己是有机会用一颗子弹了此一生的，但那时他却产生了好奇心：想看看苏联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本来能够作为意大利军普通战俘在四年之后被送回意大利的。但是，他身上的那种俄罗斯人本性憋不住了，他同俘虏他的苏军军官们无话不谈，以至忘乎所以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既然你不幸是个俄国人，你本该像讳言自己的花柳病一般对此讳莫如深呀，否则，哪里会有你的便宜！先关了他一年，后来又在哈尔科夫的国际战俘营（也还有这样一个营呢，里面关押着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里关了三年。在他已经被关押四年之后--这四年除外--又到了他二十五年！哪里还要等二十五年呀，在这苦役营里，他已注定不久就要死去了。

    我们进了鄂木斯克监狱，然后又被转押到巴夫洛达监狱。这两处监狱之所以同意接受我们这批犯人，是因为这两个市的当局有一个重大的疏忽：至今还没有建立专门的速解站。巴夫洛达市甚至更加可耻：连黑乌鸦囚车也没有，因而只好让我们这些囚犯排着队从车站走到监狱，经过好几个街区，也只好不怕居民看见了。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的头十年就是这样押解犯人的。我们通过的几个街区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没有自来水管，只见一排排木造的平房沉在黄沙里。实际上只是从监狱的两层砖房开始才有点像个城市样子。

    但是，用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这所监狱给人的感觉不是恐怖，而是宁静，不是可怕，而是可笑。宽敞寂静的小院，屋边墙角处长出一点可怜的小草，用木板隔开的放风场地也不显得可怕。二层楼上的牢房的窗子只钉着稀疏的铁栅栏，窗外没有装quot;笼口quot;，可以站到窗前去研究外面的地形。窗子下面，就在脚下，在狱墙和外面的院墙之间，铁链拴着一只大黄狗，时而像是发现了什么动静似地曳着铁链跑几步，汪汪两声。但它也不像监狱里的狗，样子不可怕，不像那些专门训练来咬人的狼狗。一身蓬松的浅黄毛说明它是一只普通种的看家狗（哈萨克斯坦有这样一种狗），而且，它已经老得不行了。这狗倒像那些好心肠的老年看守，这些人都是从军队调来的，他们毫不隐讳自己已经为这狗一般的看守职务所苦恼了。

    越过狱墙，可以看到街道、卖啤酒的小铺子、路上的行人和呆立着的人--他们是来给犯人送东西或是等着取回容器的。再往远看就是住宅区，平房组成的一片片街区，额尔齐斯河的河湾，甚至可以看见河对岸很远的地方。

    岗楼上的哨兵刚刚把留下了quot;牢饭quot;的空篮子退还给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小女孩接过篮子，一抬头看到了我们正站在窗口向她挥手致意，但她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容不迫地、庄重地向啤酒小铺的房后走去了，她怕岗楼上的哨兵看到她。可是，一到房后，她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她放下篮子，举起双手使劲朝我们不住地挥动，边挥手边笑！然后，她用手指作出各种圈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