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您就开始了这样的工作？”

    “最初，在证券公司做分析员，但我很清楚那种工作不适合自己，所有三年就辞职了。刚开始擦大楼玻璃窗。本来想在建筑工地当架子工什么的，但那种地方是男子汉世界，轻易不接受女性，于是暂且干起了擦玻璃窗的临时工。”

    “从证券公司分析员变成了擦窗工。”

    “老实说，作为我还是这样自在。和股票不同，就算跌落，跌落的也只是自己一个。”（笑）

    “说起擦窗，就是坐在吊车里，从楼顶上‘咕噜噜’往下垂放那种活计吧？”

    “是的。当然安全缆是系着的。不过有的地方无论如何要把安全缆解掉。我是一点也不在乎的，地方再高也一点儿都不怕，所以相当受重视。”

    “不登山吗？”

    “对山几乎没有兴趣。在别人劝说下尝试了几次，但是不行。山再高也不觉得有意思。我感兴趣的仅限于垂直的人工高层建筑，什么缘故不晓得。”

    “如今在城里经营专业情节高楼玻璃窗的公司，是吧？”

    “是的。”她说，“打临时工攒了钱，六年前独立开了一家小公司。当然自己也去现场干活，但基本上成了经营者。这样可以不听命于人，自己自由做出决定，方便。”

    “可以随意解掉安全缆？”

    “直截了当地说，是这样。”（笑）

    “不喜欢系安全缆？”

    “嗯，感觉上好像不是自己似的，简直就像穿了硬邦邦的紧身衣。”（笑）

    “就那么喜欢高处？”

    “喜欢。置身于高处是我的天职。其他职业脑海中浮现不出来。职业这东西本来应是爱的行为，不是权宜性的婚姻。”

    “现在放一支歌曲，詹姆斯?泰勒唱的《屋顶上》（Up on the Roof）。”女主持说道，“之后继续走钢丝话题。”

    放音乐的时间里，淳平探身问驾驶员：“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说是在高楼与高楼之间拉一根钢丝，在上面走来走去。”司机介绍说，“拿一根保持平衡用的长竿，算是一种杂技表演吧。我这人有恐高症，乘坐玻璃电梯都胆战心惊。说是好事也行，反正有点儿与众不同。人倒好像已经不那么年轻了。”

    “那是职业？”淳平问。他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失去了重量，似乎是从车顶缝隙里传来的其他什么人的语声。

    “嗯，好像有很多赞助商支持着。前不久听说在德国一个什么有名的大教堂做这个来着。本来想在更高的高楼上做的，但当局怎么也不批准。因为高到那个程度，安全网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她说要一步一步积累战绩，逐步挑战更高的地方。当然，光靠走钢丝吃不了饭，就像刚才说的，平时经营擦大楼玻璃窗的公司。同样是走钢丝，但她不愿意在马戏团那样的地方工作，说只对高层建筑感兴趣。”

    “最妙不过的，是在那里可以使自己这个人完成变化。”她对采访者说，“或者说不变化就无法活下去。到了高处，那里只有我和风，其他什么都没有。风包拢着我、摇晃着我。风理解我这一存在，同时我理解风。我们决定互相接受，共同生存。惟有我和风——没有他者介入的余地。我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瞬间。不不，感觉不到恐惧。一旦脚踏高处，精神整个进入高度集中状态，恐惧当即消失。我们置身亲密无间的空白中，而我最最中意那样的瞬间。”

    至于采访者能否理解贵理惠的谈话，淳平无从知晓。但不管怎样，反正贵理惠已经将其淡淡地说了出来。采访结束时，淳平叫出租车停下，下车走剩下的那段路，时而仰望高楼大厦，仰望流云。他明白了，风和她之间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进入的。他从中感觉到的是汹涌而来的嫉妒。可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