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劫真凶未缉闻噩耗

    艾买提在巴里坤一行的结局，让包尔汉和陶峙岳大出所料。

    陶峙岳前不久去了一趟北京，毛泽东请他吃了饭，彼此交谈到深夜，对阶级观点、特别是旧军人的改造方面领悟颇深。而二十二兵团近来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实践，又为他新的认识提供了有力佐证。

    感触最深的是士兵们对旧社会、旧军队的控诉。据二十五师统计，全师有790名士兵家中，亲人被迫害致死，1300多名士兵曾不同程度挨过地主恶霸的打。骑八师二十四团，经过清查，被军官和特务虐待致死的士兵竟有5人之多，还有49人被活埋！有的士兵在控诉现场说着说着就昏了过去，诉苦大会常常是一片哭泣声。有士兵抱着指导员就像抱着亲人似的，痛哭不止。还有许多士兵诉苦之后跪在毛主席画像前宣誓，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永远跟共产党，革命到底不回头。

    士兵们的苦楚也教育了军官。许多军官引咎自责，表示痛改前非的决心，请求立功赎罪。有的主动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并检查自己在刚起义时对共产党半心半意的错误思想。

    即便像马呈祥的骑一师部队，在少数军官煽动下发生集体叛逃事件，甚至驻在阜康的二十一团两个连，发展到攻打奇台城这样严重的叛乱，经过包围喊话，最后大部分人员也醒悟过来，2000多人中，真正逃走的只有20来人。

    王震在处理骑一师整编的骑七师问题上，丝毫没有客气。事情平息后，还下令六军把骑七师的武器、马匹全部收缴，由骑兵改为步兵师。当时他写信给骑七师的于春山政委和韩有文师长，指示：“各团、连军士，不带武器马匹，集中团部受训。战防枪交军区装甲连，骑马三千匹，交六军接收。每匹马拨羊四只，共一万二千只，作为马匹代价，为全师官兵财产。骑七师在改造期间，归罗元发军长、张贤约政委指挥和领导。凡有反革命叛乱者，指挥十七师及装甲兵团、飞机、坚决予以歼灭。”

    然而，对待乌斯满，王震已经做到极大的克制和忍耐。他诚恳接受了陶峙岳的建议，在涉及民族矛盾时，具体解决起来，表现出最大限度的政治倾向，希望通过政策力量达到目的，而不轻易动用武力。这才同意让包尔汉抬出一个艾买提——可以说，它是王震违背自己的判断所作出的唯一决策。

    当然，这都不是偶然的。类似于陶峙岳的话，张治中亲口对王震说过，彭德怀也当面交代过，到北京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都对这个问题有过具体指示。所以，王震不得不像踏地雷一样，时时提醒自己：新疆是个民族地区啊，必须谨慎从事，即便万不得已必须用兵，也要有一百个小心。

    但是，随着解放战争总体进程加快及最后定局的来临，“剿匪”已成为新中国仅次于“发展生产”的一件大事，而且这项工作无论是西南、华南，还是在西北，多半要在民族地区展开。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的指示，新疆军区也成立了剿匪指挥部，总指挥王震，副总指挥是赛福鼎，参谋长张希钦。同时，成立北疆剿匪前线指挥部，由六军军长罗元发当总指挥，专门抽调第二、五、六、九军各一部及鄯善游击队、迪化市公安营共15万余名指战员和装甲车41台、汽车240辆，投入剿匪，还有一架飞机保障侦察和通信。

    这时候，王震回头再想想，已经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在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上，他说：“像乌斯满这样的匪首，我们过去还梦想他回心转意，真是幼稚可笑。”

    他说这句话，是自嘲，也有点从思想上“纠偏”的味道。接着，他就大谈西北剿匪形势。

    先说陕北。在陕北和绥远交界地，有股1000多人的土匪杀人越货，闹得老百姓怨声载道，领头的三个人是段宝珊、高怀雄和张世华，都是原国民党绥远部队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