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戴着月星肩章与月星勋章的起义者，声称他们没有脱离中国的意思，只是希望达到自治的目的。但是，他们身上同时又依旧佩戴着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并且还要以“东土耳其斯坦政府代表”的身份，与“中国政府代表”谈判。这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让张治中一见面就“咯”了一下。

    还是那个万能的叶甫塞也夫同志一番春风般的周旋，才打破了坚冰。三区代表不情愿地作出让步，同意所有谈判文书均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人民代表”的名义签署。这样，风尘仆仆的张治中们，才于10月17日扶着谈判桌坐了下来。

    设想到这一屁股就做了五个月之久，比国共两党的重庆和谈还要艰难得多！张治中的法宝有两条，一条是夜访苏联领事，一条是临时飞回重庆请教蒋介石。双方如此这般，来回拉锯100多天，最后的签文竟是一个不足千字的《十一项和平条款》。

    1946年6月——日子选的不错，张治中虽然心力不支，但步入签字典礼大厅时，还是把精神打得很足。在新疆问题上，就个人而言，他已经没有退路。蒋介石在三个月前原则同意谈判协议的同时，也作出了一个原则的决定，让张治中全权承建新疆的联合政府，而且当即下令把吴忠信的新疆省政府主席一职给免掉了，任命张治中为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同时，顺从他本人的意思，调原驻守酒泉的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并且还搭上一个宋希濂，当他的行辕参谋长。

    事实上，这个意思在蒋介石原则同意的谈判协定中，就体现出来了。那里面明明白白写着，由张治中代表国民政府中央一方参加联合省政府，并担任它的主席，后来的一应任命，不过是为张筹划一切搭个桥而已，让他能在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上，自然过渡到联合政府主席。先接受下来，才有后面的筹组之便。

    “接受”二字，谈何容易！

    千头万绪之中，张治中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改《新疆日报》。这份从盛世才手上延续下来的老报纸，经吴忠信一任之后，办得越来越老气横秋，像个拄着拐杖走路的老太太。张治中希望能有一批出类拔萃的记者，使这位“老太太”焕发青春，能够成为他“呼吸各方面新鲜空气的窗口。”

    于是，张治中想起了新疆学院的一位教授。此人名叫张紫葛，有思想，有胆略，文字又比较清新可喜，深得张治中的信任。唯一有点遗憾的是，不是国民党员。

    “这没有什么，”张治中说，“根本之根本，要爱中国，拥护中国，拥护新疆为中国之领土；反对独立，反对分裂，这比什么都可靠！”

    张治中的政治色彩由此可见一般。他后来能成为共产党的朋友，也不是偶然的。他是个看重目的的人。那时，张治中办联合政府唯一的目的就是：保住新疆这块领土。

    为此，张治中非常在意与三区代表的签字仪式，并费尽口舌，让蒋介石的重视程度也提高了一个层次，特于签字仪式的前两天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打发过来了，让他代表中央政府参加新疆联合政府的宣誓就职典礼，以作监誓人。

    当然，这其中具体的操作，也体现了张治中的良苦用心。于右任身为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长，德高望重不算，在国际上还素有“太平老人”之称。他的光临，无疑意义深远。老先生本人对这趟差事也很在意，带着他贴身的最小一个女儿“想想”姑娘，从南京上飞机开始，就一直兴致不减。到了新疆，气候略感不适，又有来自各方面的膜拜，弄得他有点吃不消了，连续两个晚上都比以往少睡半个小时觉。

    即使如此，6月6日这天，他还是赶在张治中之前早早地来到典礼现场。张治中极礼貌地走近于右任并同他握手。尽管于老就下榻在他的西北行辕办公地点新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