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毛泽东在一片庄严肃穆之中宣读他撰写的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我们的牺牲太沉重了……”毛泽东透过烟雾望着贺龙，“两次国内战争，一次抗战，多少万烈士？我们的事业是他们用鲜血浇灌出来的！”他长叹一声，“现在，如果不把台湾算进去，大的战事就剩一个西北、一个西南了。西北除新疆尚待努力之外，局面已定。彭总来电说，河西的事处理得不错，玉门油矿生产不受大的影响。新疆有两个军进去，就看陶峙岳他们配合如何了。西南的形势要复杂一些，蒋介石至今还不放弃他的梦想，所以，你们要准备吃点苦头啊。”毛泽东想了想，补充道，“但要减少牺牲，越少越好！”

    贺龙离开北京时，已是10月下旬。第一站便打到临汾，检查入川准备工作。正好，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李宗林和马识途赶来“迎接大军入川”，贺龙下车，屁股还没坐热，就招呼说：“快叫过来见见面，大家谈一谈情况。”

    于是，李宗林和马识途就在一家普通的小院落里见到了那个披着宽大布棉衣的“大个子”。“大个子”把他们亲热地让到屋里，接着用“几乎是四川话”的方言问：“你们从四川过来很不容易吧？古话说蜀道难嘛！”就这句普普通通的话，让马识途感叹了几十年：“没想到这位高级军事指挥员说起话来这么文雅。”

    贺龙的“几乎是四川话”和满面洋溢着的亲切态度，让李宗林和马识途一下子扔掉了浑身的拘谨，两人就像走亲戚似的，有问有答，滔滔不绝，把四川的社情民情及大小军阀诸般表现一一汇报出来。最后，迫切地说：“老总啊，四川人民希望大军早日南下，都等不得喽！”

    贺龙深解李、马的心情，说：“快了，到你们成都过年去。”

    十天之内，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在西安成立了。随之，中共中央确定，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总管军事、政治、党委、民运等项工作。这两条一落实，李井泉及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副政委王新亭等人，也一一云集西安，贺龙的一台好戏，锣鼓齐全了。十八兵团所属六十军、六十一军、六十二军及七军、十九军，分别受领任务，开始战前动员，一时间，文电交驰，秦岭与甘南的天空无线电信号密如繁星，胡宗南的侦查台一日三报，弄得他浑身着火，或广州或台湾连电告急。可是，当复电让他“具报详细”时，胡又觉得无从说起。

    一个月前，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向胡宗南面授“苦撑六个月、确保大西南”的机宜时，胡的口气还很不一般，觉得“苦撑”一年两年也不在话下。那时，胡是在秦岭防线几个月来固守未破这一喜洋洋的心情下作出判断的，而此刻，风云突变，去西南的路被节节堵死，不由得人不生出绝念。他免不了对“校长”产生出一点点埋怨：当初自己一心投奔滇西，会合李弥，硬是给蒋介石一句“苦撑”的话挡了下来，时至今日，进退维谷，老头子人在哪里呢？还不是到台湾享受阿里山风光去了！

    胡宗南悲一阵、怨一阵、怒一阵、恨一阵，正有些灰心丧气，不想蒋介石突然来了个“英雄气概”，于11月14日，冷不丁地从台湾再次飞抵重庆。

    重庆濒危讨不着救兵，武都换马先下手为强

    蒋介石是被毛泽东逼到重庆来的。

    “大迂回战略”这一手让蒋介石极感意外。他如果再在台湾待下去，中共瓮中捉鳖之势就立刻成为定局。蒋没有别的选择，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自己爬到秤砣上来压这根已经翘不起来的秤杆了。他当然明白，四川即将成为一片火海，他这样做是要冒风险的，可此时此刻，他的所有分量不就押在这个“险”字上吗？

    蒋介石一贯标举“守常”，这个“常”守到急处，往往见奇。此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