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歼灭之。此案好处是敌情已明，我可按计划实行隐蔽集结，突然行动。敌虽有较强固工事，但我炮火可以展开使用，后方补给便利，且以休整较久的各纵，首先打击黄兵团，较易收效。但坏处是距徐州较近，运河西我不易控制，敌可利用铁道及海郑公路快速增援。运河沂河间、陇海路以北、邳县地区有水，展开大部队困难。”电报还说，“大家一致认为以执行第三方案为好”，并按第三方案拟定了作战部署。还特地说明，“我们第一步移临沂以南、郯城以西指挥”。

    有意思的是，华野前委一致肯定的第三方案，竟与中央军委提出的“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兵团，完成中央突破”的主张不谋而合。这也说明，战区指挥员同最高统帅部领导人想到一起去了，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他们通过对敌我情况和主客观条件的深入分析，取得了相同的认识。这无疑对统一全军官兵的思想和行动大有好处。

    10月14日，中央军委致电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中原局：对华野前委10月12日上报的方案做了复示，强调担任打援任务的部队应放在援敌的侧面，即位于徐州的北面、西北面、南面，造成围攻徐州的态势，使徐州之敌“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充足的时间歼灭黄兵团。同时，还决定中原野战军“主力一、三、四、九纵，不日开始攻击郑州，得手后以一部向东，威逼开封，吸引刘汝明全部、孙元良一部西顾”。

    值得一提的是，10月11日和14日的中央军委来电中，都分别明确提到中原野战军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元良兵团和攻击郑州得手后向东威逼开封的问题，这是华野所提作战方案中没有的。在原来华野作战方案的基础上，加上中野在徐州西线的策应和配合，这就大大扩展了原来所设想的作战范围，为形成“大淮海战役”的格局准备了条件。

    这时，邓小平已经回到中原。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一副司令员陈毅等领导人对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的态度很积极，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主动从战略配合上考虑问题。为了配合华野首歼黄百韬，他们有意把敌人的视线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刘伯承坐镇豫西，指挥中野二、六纵队和地方武装分散歼敌，把国民党军黄维、张淦等兵团吸引到江汉、桐柏等地区；陈毅、邓小平率中野主力直指郑州，求得吸引孙元良兵团全部和邱清泉兵团一部向西，以减轻东线华野的压力。

    10月22日，郑州守敌万余弃城而逃，为中野全歼。陈毅、邓小平即向中央军委报告：待打下开封后，即“出商丘或直出徐蚌……协同华野作战”。24日，我军收复开封。次日，陈毅、邓小平向中央军委建议：所部下一步不去淮南，而是集结于永城、亳州地区，无论出徐蚌线或打孙元良都更方便。

    中央军委同意了陈、邓的建议，并于10月30日指示陈、邓所部进至萧县地区，对徐宿（县）、徐砀（山）两线相机行动。

    至此，中野、华野两支野战军事实上已经开始在战役上进行配合了，两军在战略上协同作战的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中野参谋长李达曾这样说：“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正如邓小平政委引用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就在攻克郑州那天，中央军委要求陈毅、邓小平所部“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在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坏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