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对不起。”克拉夫钦科大将满面笑容，和蔼可亲，与卡夫通大相径庭。不过，此时陪坐的卡夫通少将也变得可爱多了。大将解释道：“我们受条约和美英等国限制，不得不这样做。”

    事隔半个世纪后，史学界有人指出，苏军突然改变态度其实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有关，并非卡夫通见八路军队列走得好就改变了主意。9月5日，美军在青岛、天津、秦皇岛登陆，此事大大刺激了斯大林，莫斯科开始对八路军进入东北持宽松态度。

    克拉夫钦科大将主动称曾、唐为同志，说：“我们是同志式的谈话。”

    在苏军的支持下，八路军在沈阳成立了卫戍司令部，曾、唐分任司令员和政委，宣布对沈阳实行军事管制，并在三天之内解除伪满军警1.5万余人的武装，迫使伪满洲国兵旅5000多人投降。9月9日又成立了沈阳市临时人民政府。

    八路军在沈阳的公开活动，很快引起了外交纠纷，苏联又陷入被动。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不得不与延安打交道，以协调中共在东北的活动。此时在长春有一位声名显赫的中共老党员，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首领周保中。“抗联”急于与党中央接通关系，周保中建议派飞机去延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高兴地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9月14日，这架飞机载着曾克林飞抵延安。

    出乎意料的“抗联”

    曾克林讲完第十六分区部队出关的经历后，将“抗联”领导人冯仲云的信转交中央。这无疑又是一桩从天而降的喜事！“抗联”从1936年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时隔这么多年，没想到他们突然钻了出来，而且是在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

    “抗联”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领导的在东北的抗日武装，其全盛时期达3万多人。后来在日军的疯狂“围剿”下，各部相继失败。1940年冬，余部在周保中、李兆麟等率领下陆续退入苏联境内。1942年8月1日，在苏联远东军的帮助下，“抗联”余部改编为“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他们在大森林里进行特种训练，几乎人人都会跳伞、滑雪、游泳、攀岩，相当一部分人还会电台收发报、照相、测绘、爆破等侦察技术。他们不断派遣游击小分队回国搜集日本关东军的情报，如关东军17个筑垒区的军事意图、设施、码头、飞机场、飞机架数、机库数量、伪装情况、边界兵力部署……

    从1942年春至1945年7月，这种侦察活动从未间断，成为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抗联”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苏军出兵东北前将这些情报经过精心处理，制成手册，连以上军官人手一册。前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辛克元帅曾握着周保中的手说：“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情报，佩服中国的英雄们！”

    纳粹德国投降后，苏军开始部署对日作战，周保中几乎参加了远东军司令部召开的所有军事会议。1945年7月，“抗联”派出340人作为先遣支队到苏军，进行统一军事训练。其中160人分到第一方面军，80人分到第二方面军，100人分到后贝加尔湖方面军，他们作为先头部队的向导去执行特种作战任务。

    7月底，“抗联”又派遣290人空降到东北各战略要地附近，潜入敌后执行战前侦察任务。

    这两批人员后来大多牺牲，生存者寥寥无几。两批先遣人员离去后，“抗联”仅剩战斗人员400余人。8月9日晨，周保中召开动员大会，向大家宣布了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顿时群情激昂，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杀回老家为死难烈士报仇。

    8月11日，一艘军舰驶近黑龙江边。周保中立即按预定方案召集部队准备登舰渡江，杀回国内。这时，苏军方面突然送来一份电报：

    东北是你们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