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功运动”

    1946年夏天，华中野战军进行了苏中战役之后，第一师一旅二团正在涟水县大桥镇进行短期整训。一营有一位在宣家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战士，在战斗中缴获四支枪，就对指导员说：“请把我的功劳记下来。”连里满足了他的要求，正式建立了“功劳簿”。后来，又有许多战士的功劳上了“功劳簿”。团政治处主任郑克总结了这个经验，向全团提出“在战场上比比看，为人民立功劳”“把功劳记在‘功劳簿’上”，被全团指战员所接受。从此，“功劳簿”成了激励战士们情绪的一种好形式。

    著名书画家、华东军区政治部原文艺科长赖少其同志，因病没有参加苏中战役，便在此时主动找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同志，要求到二团去当政治处主任，开始对“立功运动”进行全面的考察和整理。

    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来不及换装，有不少被解放的战士还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参加战斗。他们担心受伤后送到后方被人误解，或在路上被民兵、儿童团误当受伤的敌人对待，提出除在“功劳簿”上记功外，最好给每个立功的人发个“功劳证”。连队这样做了，使得被解放战士的情绪更加稳定。后来，有的单位还提出，指战员立了功，还应发给他们“功劳状”，将“功劳状”寄回家，全家光荣。这对提高指战员的斗志、减轻家人的忧虑、密切军民关系和提高人民群众的胜利信心都有好处。宣传股通过《勇士报》大力宣传这一运动，引导指战员正确认识这一运动的意义：为什么要报功？我们的功劳与反动派的功劳有什么不同？什么功可以报？怎样报法？这种宣传引导使“立功运动”深入人心。一连的战士把“立功运动”的意义归纳为12个字：功劳功劳，刻苦耐劳，把仗打好。有个党员说：“党员有双重任务，自己多立功，还要多帮助别人立功。”为防立功后骄傲，三连的战士提出建议：在“功劳簿”上加条“备注”，把立功者的缺点记上，立功不忘批评和自我批评。

    团总支和政治处集中大家的智慧，进一步向全团指战员提出“有功报功，论功行赏，人民功臣，个个尊敬”的口号，向全体党员发出“党员应在功劳运动中立头功”的号召。各单位逐步建立了一个“功劳组织”——连有功委会，班有记功员，随时为大家记功、报功。并正式确定在全团建立“三证”：个人有个“功劳证”，叫作功劳跟人走，调到哪里也光荣；连队有个“功劳簿”，大家记功，集体光荣；向立功指战员家里发个“功劳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

    1946年10月13日，一师一旅宣传科长吴健人同志写了《海丰大队（即第二团的代号）热烈开展“功劳运动”》的通讯。这篇报道由新华社华中前线分社发到延安总社。新华总社立即刊发。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播送了这篇报道。

    这时候，山东解放区也在酝酿和开展“立功运动”。1946年10月10日，山东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山东军区人民武装部作出《关于开展“立功运动”的决定》，在全体民兵自卫队员中普遍开展“立功运动”。同时，山东军区和山东省政府联合颁布《关于山东民兵自卫队开展“立功运动”暂行办法》，号召“每人立一件功劳……争取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

    1946年1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综合华中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开展“立功运动”的情况，发表了《加速全面抵抗胜利的到来，华东开展“立功运动”》的头版头条新闻，并加一则短评，高度评价了这一运动。这篇题为《号召普遍响应“立功运动”》（新华广播电台广播时，题目改为《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短评指出：“这是人民自卫战中的一个创举。为人民立功劳，做人民的功臣，这是一个革命战士的最大光荣，也是对人民的最大贡献，应当大大提倡和推广……华中新四军某团所提‘有了功劳不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