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金伦接替姚世安。为了保证接替工作顺利进行，金伦带兵至利戎司驻地云顶山城下。姚世安借口余玠图谋害己，闭关不纳，陈兵以对。利戎司驻军兵力为四大戎司之首，云顶城还是成都府治所在地，金伦既没有足够力量，也不可能真的攻打云顶城，只能愤然离去。余玠对此也莫之奈何。

    此事传开后，朝中有人兴风作浪，称余玠擅杀大将王夔，又因姚世安不肯奉命而质疑其在蜀中的威信。执政宰相谢方叔本是蜀人，因其侄与姚世安交好，一面假意调停，一面借此大做文章弹劾余玠。偏巧支持余玠的宰相郑清之已经去世，舆论对他极为不利，尤其是冒险出兵兴元府一事，成为余玠被攻击的重点。

    郑清之病逝前一年，因预料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急于看到四川早日收复，一再催促余玠改被动防守为主动出击，出兵收复兴元府。

    兴元府又称汉中，是“四川之首”，素称“蜀之股肱”“蜀之咽喉”。

    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军攻陷兴元。女真人夹谷龙古带向蒙古大汗窝阔台建议留兵驻守，以作为“制蜀一奇”。窝阔台遂一改劫掠后离去的作风，任命夹谷龙古带为兴元军民安抚使，令在汉中设置官署。贵由任大汗期间，又设兴元行省。在夹谷龙古带的悉心治理下，兴元垦田数千顷，“敖庾盈衍”，在城中则修筑起“民庐数万区”，官舍第居皆“宏壮奇丽”。

    如此，“内治堡垒，外增鼓柝，烽烟得警，日夜千里不绝”。附近一些“割裂自霸”的土豪纷纷赶来归附，“入所据于郡县”。而一些戍守四川边城的宋“骁毅之将”亦背叛宋室，投奔兴元。之前蒙古军攻蜀，全靠关中供给粮饷，“荷担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自从兴元设治以来，成为蒙古征蜀之师的主要基地，蒙古军甚至可以做到“朝至而夕廪”。

    正因为兴元对四川的威胁极大，宋宰相郑清之力主先将其收复。只是南宋朝廷依旧将江淮当作主要战场，设有重兵布防，四川远处边陲，朝廷无力兼顾，余玠手中全部兵力加起来不及五万，根本无力发动大的攻势，是以对收复兴元一事十分谨慎。然宰相郑清之一再催促，余玠迫于无奈，最终还是决意北伐，收复汉中。

    淳祐十年（1250年）冬，余玠以四川安抚制置使的身份，调集四川精锐部队。应征而来的除制司帐下诸军、四都统司之兵外，还有各路府州所统之兵，播州安抚使、雄威军都统杨文也派遣部将赵寅率领五千名锐卒前来从征。宋军取金牛道向兴元进发。一路告捷。次年四月，占据汉州西面的中梁山，余玠又遣部将烧毁汉中通向大散关的栈道，以阻止关外蒙古援军南下。他本人亲自率军昼夜攻城，“钩炮梯冲，环城数匝，谓为孤危，期日必拔”。汉中一带百姓纷纷归附。夹谷龙古带领兵不足五千，“昼则荷甲传食，夜则画地分守”，苦苦等待蒙古援军的到来。驻守凤翔的蒙古都元帅秃薛首先率屯田军赶来救援，因栈道被毁，被阻于大散关外。然不久便在宋军降卒引导下，由陈仓道入援。又派兵抢修大散关栈道，接应其他援军。余玠久攻不拔，兵老师钝，只得率军撤回四川。至此，余玠北伐汉中之役失败。

    这次战事亦成为朝臣攻讦郑清之和余玠的有力借口，不久郑清之即忧愤病死，余玠亦失去最强有力的后盾。因而，他虽贵为蜀帅，目下却是举步维艰——不仅外有强敌蒙古人虎视眈眈，内有利戎司姚世安举兵抗命，更有朝中此起彼伏的倒余大浪，正是心力交瘁之时，根本腾不出手来协助大理抗敌。而高言一行到四川已有半月时间，想来多少了解到余玠的困境，深知不大可能再得到大宋的协助。而大理人想要克敌弓，别说余玠正备受攻讦，就是他正当红时，也需要上奏朝廷请示。也许高言见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干脆派人到上天梯盗取火器秘技，若能取得兵器上的优势，兴许还能有一线生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