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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和“后户”,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南宋初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南宋让出陕西地界,割商州、秦州大半予金,宋仅存上津、丰阳、天水三邑及陇西成纪等地,又弃和尚原、方山原,以大散关与金为界。如此,金人得“商秦之半”,直接导致大散关以内的西蜀地区与金境接壤,四川遂跃升为边郡,成为布防重地。南宋在大散关南侧沿东西向选择了三处天然绝险之地作为关隘,驻兵设防。这三处关隘是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三关之外,又有五州,即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和天水军。三关和五州堪称四川盆地的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名士高稼长期在巴蜀担任地方官,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称巴蜀“系天下始终”,而“蜀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

    蜀口地势险峻,有险可恃,易守难攻。南宋初年,名将吴玠、吴璘兄弟守卫四川,便是充分利用了地理优势,屡败强敌。当时金军兵锋极锐,一举越过长江天险,追得宋高宗赵构逃亡海上,势不可挡,大有横扫天下之意,唯独在进击四川时,为吴氏兄弟所败,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铩羽而归。金军统帅金兀术亦中箭负伤,仅以身免。吴玠将所取得的战果归功于和尚原的险要地形,道:“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吴璘也称:“当且依山为屯,控其要害,迟其情见力疲,渐图进据。”

    三关五州之北,则是秦巩之地。倘若南宋朝廷接纳了汪世显的归附,那么其统辖下的二十四城则成为三关五州的外围防线,防卫形势比吴氏兄弟镇蜀时更有优势。然而南宋朝廷内忧外患,苟延残喘,执政者自己都丧失了信心,亦没有眼光和胸襟来接纳汪世显,最终将其拒之门外,导致他转投蒙古人的怀抱。

    蒙古军以斡腹之计兵出西南,尽管避开了水战,但所面临的困难仍然不少——四川多崇山峻岭,不利于骑兵驰骋,加之地形复杂,自古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对于不熟悉道路的蒙古军而言,几乎是寸步难行。而汪世显非但坐拥秦巩之地,且熟悉蜀口山川地形,足以充当蒙古军入川的向导和先锋。蒙古人一眼便看出汪氏的巨大价值,对其主动投降大喜过望,不惜赐予高官厚禄,倾力笼络。

    当时,蒙古大汗窝阔台立第三子曲出为太子,命其经略江淮,在正面战场吸引宋军主力。封次子阔端为西夏王,驻河西,主持入川军政事务。阔端与长兄贵由、弟弟曲出同为第二皇后乃马真所生,地位尊贵,这次作为侧翼“斡腹奇兵”主帅统兵征蜀,显是被父汗寄予厚望。他不像别的蒙古王子那般勇悍好斗,有着罕见的和善脾气,为人亦颇有气度,曾任用大批西夏故臣和儒生作为谋士,著名者如西夏右丞相高良惠之子高智耀等。

    阔端受命攻蜀,但他亦早听闻蜀门天险难以攻克,正苦无良策时,汪世显举城投降,其所辖秦巩之地正是入蜀的孔道,不由得令他大喜过望。他敏锐地意识到汪世显正是入蜀的最佳引路人,为进一步笼络人心,按蒙古习俗当场收汪氏为家臣,表示已视其为心腹,并欲娶汪世显幼妹汪红蓼为妃子,以联姻来结成更加稳固的联盟。不料汪红蓼虽是弱质女流,却是个刚烈性子,不肯趋炎附势,以已与人有婚约为由,断然拒绝了蒙古皇子的垂青。

    联姻虽不成,但丝毫没有改变汪世显效忠蒙古人的决心,他很快以先锋的身份,率领其部汪家军投入了蒙古军进攻四川的战争。由于汪氏长年与蜀中通商,对四川边备部署及入蜀山川道路了如指掌,极大增强了蒙古军入蜀作战的能力。为了尽快占领蜀境,蒙古军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皇子阔端亲自率领,由汪世显引路,从正面进攻蜀口;另一路为侧翼部队,由宗王穆直率领,绕小道迂回南下,直接奔袭四川军政中心成都府。两路大军事先约期,要在成都府会师。此为“斡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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